商人成为乡村官员积极的一面是，新贵们能通过他们的贡献促进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但消极的是：私人腰包的钱不 应该支付公共事务，就像公款不应该被非法据为私有一样。这种“官僚资本家”现象模糊了公共利益和私利的界限，有可能葬 送一个政治上独立的中产阶级的崛起，并将中国的经济改革扭曲成一种裙带资本主义。

　　高飞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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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义乌是距杭州南两个小时车程的主要贸易枢纽城市。

　　在这里的一个常住人口3300人、外来民工已达1000人的华西村(此华西村非彼华西村)，一条溪水整天垃圾 四伏，污浊不堪。污染糟糕透顶，以至于村民发话，他们将把村支书之职交给任何一个能治理好小溪污染的人。于是，本土企 业家于廷顺(音)开始了他的竞选活动。他在村里张贴了海报，承诺他自己将出资10万元人民币，其中80%用于清洁溪水 ，其余的作为给老年人的活动经费。海报还说，如果届时不能兑现，他就辞职。

　　尽管他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村里家喻户晓的名人，但于廷顺最终还是在2002年初村里的选举中击败了原村支 书。尽管于支书住的是装修华丽的3层小洋楼，院里还停着凌志车，但他显得很谦虚：“我只是一个大老粗儿。”家里客厅挂 了一幅字，写着“难得糊涂”。靠做圆珠笔生意起家、致富的于支书，当然是谦虚也无妨，“毕竟，我读书只读到了三年级。 ”

　　商家官员模糊公共利益和私利的界限

　　于支书的成功在浙江义乌并非特例。据浙江省民政局做的一项研究，在整个浙江省，421个民主选举出来的村支书 中有65%是富庶的企业家。

　　对于这种越来越多商人从政并给当地的村庄和生计带来积极影响的趋势，义乌本地人似乎是压倒性地支持。支持者说 ，这预示着回到了富有和有能力的人管理村政事务的时代，一个人们拍手欢迎的、经历数十年共产党根据政治面貌和阶级成分 ，而不一定任人唯贤的用人模式之后的一个转变。

　　从更广泛的层面来说，从乡村基层政府到国会(人大)，中国商人在政治舞台上的涌现是他们日益高涨的参与政治的 需求的自然结果。(北京如果忽视这种需求将对自己不利。)但一些观察员警告说，商家官员(用马克思词汇来说就是“官僚 资本家”)模糊了公共利益和私利的界限。这还可能葬送一个政治上独立的中产阶级的崛起，并将中国的经济改革扭曲成一种 裙带资本主义。

　　“商人成为乡村官员的积极一面是，这些新贵们能通过他们的贡献促进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院长毛寿龙教授说。但他也道出了其消极的一面：私人腰包的钱不应该支付公共事务，就像公款不应该被非法据为私有 一样。这些私人出资的款项“跟侵吞公款一样对公共财政有害。”他还补充道，私营企业主通过自己成为一个官员，就可能实 际上省去了贿赂官员的风险。

　　不过，尽管有这些消极一面，商人从政的趋势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过渡之计，直到有朝一日地方政府能够保证更好的财 政资金，更标准化的公务员服务体系以及对官员权力的有效限制。

　　商人都是在官员的欢愉之下发家致富的

　　目前，私营企业家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还只是一支相对弱小的力量。以往，政府只是把一些荣誉性、且毫无实权的职 位授予商人们。现在政策不同的是，北京在努力获得日益庞大的企业家阶层(北京称之为“先进的生产力”)的支持，以加速 国家的现代化。

　　浙江的企业家官员远近闻名。他们被称为“红顶”商人。典故出自19世纪杭州的商人胡雪岩。为奖赏他经营了军火 生意使政府得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朝廷封给他二品官级。

　　如今，浙江是中国最大和最有竞争力的一些私营企业的所在地。它也因为经商才能和自由主义经济而闻名。正是这种 商业文化让浙江成为红顶商人趋势的中心。其他省份没有任何一个有如此之多富有的企业家愿意竞选公职，而且很多是农民企 业家。

　　义乌庞大的批发市场培养了成批的像于支书这样的本地商人，也鼓励了他们经营自己的私人企业。这些商人从当地乡 镇的很多小型家庭手工作坊那里获得货源，有珍珠、真丝领带、玩具等等。

　　今年1月，党的人事和反贪部门下令，清除红顶商人的官员。最惹眼的清除对象之一是安徽芜湖市委书记詹夏来，他 被迫于4月辞去中国最成功的汽车制造商之一的奇瑞公司董事长的职务。

　　一般大家都会担心，把政治和商业太紧地搅和到一块会造成明显的利益冲突(同一个人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也 很可能让个人能挟持公共资源达到个人目的。同时，这也使竞争平台不平，因为有些商人有官员权力撑腰，而他们的竞争者或 一般老百姓就没有。

　　对官商勾结不时地查处对解决问题的根本收效甚微。一些地方官员经常给企业家封官授爵，因为当地政府深陷债务， 税收无以维系。同时，官员们自己的升迁也得倚仗企业家可以刺激的GDP增长。

　　从商业角度讲，缺少独立的法院、商业联合会等等意味着企业的生存完全掌握在官员的手里。中国从来都没有独立的 商人阶层，自古以来，商人都是在官员的欢愉之下发家致富的。

　　企业家参选不是为了经济利益

　　于廷顺和其他乡村企业家坚持说，他们参加竞选的动机并不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为公众服务。于3岁丧父，6岁丧 母。11岁时，他靠在公社里放牛为生。18岁时的他便开始在一家木材厂打工。“我是靠社会和共产党长大的，”他回忆说 。

　　现在，他想回报社会。他说他的业务并没有因为他的新官职而受益，因为他整天忙于村政事务。除了要清理溪水之外 ，他还修缮了村里的灌溉系统，主持建造了一条新马路，还有植树。

　　一位义乌的杨姓村民在村里的池塘里边挖莲藕边说：“当了村支书的企业家他们已经足够富有了，所以他们至少不必 侵吞公款。”许多村民也都有同感，他们说这些企业家经常是不拿工资为大家服务，或者自己掏腰包支付宴请政府客户的吃喝 费用(政府官员的一项重要公务)。

　　浙江省里的领导对商人从政的趋势同样感到欢欣鼓舞。浙江省民政局的一位叫周炳泉(音)的官员在去年的一份报告 中总结说，富有的企业家被选上公职“对乡村的管理有益。”富庶的官员“基本上履行了他们的竞选承诺，并解决了一些长期 困扰乡村的问题。”

　　周的报告也承认，有一些村支书的候选人是通过给投票村民送酒、烟甚至味精买到他们的官职的。浙江已经颁布了区 分贿赂选票和为公共事务捐资的规定，同时要求镇一级选举官员事先审核所有的竞选誓词和演讲。

　　义乌决定“既不支持也不反对"

　　义乌尚杨村(音)的村长杨宝卫(音)竞选时做了可以说浙江最有争议之一的一个承诺。他将从自己的腰包里支付全 村一年的所有农业税，约10万元。杨村长解释说：“以往，收税的官员会把那些不合作的村民家的家具和牲口带走。我想， 如果企业家能够支付这些农业税，也就意味着政府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去收税了。”杨村长的对手们将这件事报告到了义乌市政 府，告他贿赂选票。杨说，义乌决定“既不支持也不反对。”

　　杨村长是靠生产和销售自动铅笔发家的。这是尚杨村的主业，整个村的自动铅笔产量占中国的75%。杨说他之所以 决定竞选公职，是因为他想彻底改变腐败和没有效率的体系。但他也坦承，这是个令人心力交瘁的工作。尽管当地规定要求村 财政每个月公布收支情况，但村里的会计和在位已9年的村支书却只在年底发布一些模糊的大概数字。杨村长说，尽管他没有 同意一些开支，但会计还是把钱花了出去。

　　村委会成员经常拿一些纸条来报销他们的餐费和娱乐花销。“我得罪了很多人，就因为我不同意在除了正式发票之外 的纸条上签字，”杨村长无奈地说。他还抱怨说，村里党员每年的党费甚至都不够开一次会的开销；村政府被迫支付会议费的 差额。杨村长愤怒地说，任何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人都会被“排斥和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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