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外政策领域出现了由社会发出的声音,这种局面的好处是可以把问题考虑得更平衡,但有时情绪化的声音显得更大

　　7月2日,《人民日报》在第七版《国际周刊》刊发了《提问中日关系》一文,就一些中日关系热点问题邀请中日两国学者们发表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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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文共分6个部分,其中第一个部分的主发言人为时殷弘。这位对日关系“新思维”的领唱人物之一年前在网络上遭遇了汹涌的“口水”,此番他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上现身,不免叫关注中日关系走向的人产生猜想和追问的冲动:有关“新思维”的探讨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人们今天又会对这场争论作出怎样的反思呢?

　　回头再看“新思维”之辩

　　2002年底,《人民日报》原高级评论员马立诚在《战略与管理》上发表了《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一文,引起了学术界和民间的广泛探讨,随后,中国人民大学的时殷弘教授也发表了《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一文,阐述了对中日关系的新看法。

　　对于“新思维”的探讨,有学者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指出:在“新思维”理念提出过程中,几乎全部的日本舆论都站在了“新思维”一边,其中虽然有希望日中关系发展的积极响应，但也不乏别有用心的炒作;而在国内,包括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在内的网民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种种因素,使得这个问题最终由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变成了一个涉及政治和外交的敏感问题。自2003年春天以后,对马立诚的观点表示支持或同情者,特别在网络上便几乎再无声息。

　　有意思的现象是,中国国内研究日本问题的学者多数站在了“新思维”的反面,或提出了不同于马立诚所谓“新思维”的“对日新思维”版本，从而形成了对日关系“要不要新思维和要什么样的新思维”的双重论争。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对外关系研究室的研究员姚文礼认为:“中国对日外交并不缺乏新思维,而是日本缺乏对华外交新思维。”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冯昭奎先生则认为，“新思维不可能‘一厢情愿’，中日都需要新思维，中国的对日政策也应该与时俱进，有可改进之处。”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李强教授从日本人的本性角度分析:“日本是一个‘认输’而不‘认错’的民族。日本的右翼势力并不想看到一个‘正常’的中国,还用旧思维看待中国。越‘新思维’,对日本右翼的鼓励可能越大。中国需要警惕日本右翼势力的走向。”

　　对于马立诚“新思维”观点本身,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的金熙德研究员认为它把复杂的中日关系想得太简单。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新生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也指出,这些提出“新思维”观点的学者并不了解日本,他们按照一种正常的观念去理解日本,而日本本身处在美国的控制之下,美国从本身的国家利益出发,怎么会希望中日两国接近呢?而且根据日本的本性,它又怎么会放弃依靠强大的美国呢?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先生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认为,学者们主要集中于对“新思维”这一主张的学理批判,认为“新思维”的学理不够成熟;另外,学者们也担心如果任“新思维”发展,可能对国家利益造成伤害。争论双方都有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共识,只不过是大家对问题的认识有偏差。

　　但他指出,不论学者们对“新思维”抱持怎样的看法,但都达成了“中日关系非常重要”的共识,是从国家利益和战略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

　　“慎而又慎”的日本问题研究?

　　引发争论的“新思维”理念并不是由专门研究日本问题的学者提出的,因此容易给人得出“中国的日本问题研究比较保守”的印象。马立诚是记者出身,而时殷弘则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

　　“新思维”提出后,国内专门研究日本问题的学者鲜有站出来直接反驳的。不少人抱持了一种沉默观望的态度。

　　对此,金熙德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解释道:“马立诚过去10多年都没有参加过日本问题学术界的会议,不了解情况,却说日本问题学术界什么都没干。所以学术界也不可能反驳他,也不会为这个写文章的。主要是网民和他发生争论。”

　　政治学者刘军宁则认为,马立诚提出对日关系“新思维”,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对日本问题的理性思考。

　　对于研究美国问题的时殷弘提出的中日关系新思考,姚文礼认为他的本意是好的,因为他看到目前中日关系存在一些障碍和纠纷,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看法,并想改变这种状况,尽管他可能对某些问题并不清楚。

　　金灿荣认为:“这些新想法的提出,直接原因在于过去几年,中国对日关系相对于对其他国家的关系,政治上有一些冷淡。所以,国内有一些学者对这个问题表示了担忧。同时在时间上,中国在政治上实现了向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平稳过渡,这在一些人看来仿佛迎来了一个调整政策的时机。”

　　也有学者从积极意义去肯定“新思维”的争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的李寒梅副教授认为,时殷弘提出的观点是站在中国安全大战略的角度而发的,并非专门着眼于中日关系。中日关系的研究似乎是陷入了某种僵局,其他学者从旁观者的角度所做的思考,能够促进专门从事日本问题研究的学者的思考。

　　在这样的“冲击”下,日本问题研究界也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其中一方比较拘泥于历史问题,强调中日关系首先必须解决历史问题。但是如何解决历史问题?底线是什么呢?

　　另一方则强调在解决历史问题之外,也要发展中日关系,认为中日双方的“合作大于竞争”。这两派的想法反映在政策上,第一派的主张就是对日本应该比较强硬,而后一派认为既要坚持原则,也要有一定的灵活性。

　　这种不同看法的出现,王新生先生认为与学者们的认识有关:对研究对象,对所处环境,以及对中日两国国情的认识。一些学者的思维还停留在过去,沉湎于过去的政治环境中,而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一些学者们的思维是不是需要“与时俱进”呢?

　　中日关系讨论逐渐走向开放

　　对于这场学术争论产生的原因,李寒梅副教授向《瞭望东方周刊》作了社会学方面的分析:“国际问题的探讨通常分成三层:政府的见解,学者的意见,民间的声音。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三层分类比较正常了,学者们的意见在经过几年的酝酿之后也逐渐表达出来。”正是这种社会的深层变化,促进了学者们的探讨。

　　金灿荣也认为:“改革开放的25年,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对于社会的控制逐渐被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相对平衡的状态所代替。在对外政策领域出现了由社会发出的声音,这种局面的好处是可以把问题考虑得更平衡,但有时一些情绪化的声音显得更大。”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冯昭奎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早在1997年,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前所长何方就以内部报告的形式发表了独立于中央政策的见解。日本主要媒体都做了相关报道,当年具有爆炸性的影响。这可以说是目前在对日关系新思维各种版本中占主流地位的新思维版本的发端，当然针对何方的意见进行批评的声音也很大，至于马立诚‘中日关系新思维’的提出只是这场争论的一个插曲而已。”

　　同时,冯昭奎也谈到:“对中日关系新的思考是一个过程,不是谁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新思考或新思维,这个过程目前还在进行当中。何方文章发表后的这六七年来,中日关系的讨论起到了上中下三层效果。”

　　这种效果具体表现在:对上,起到了一种“资政”的作用;对中,即横向交流方面,日本问题的研究对其他相关国际问题的研究起到互补作用,国内的一些政策研究也会借鉴日本的经验;对下,是一个信息传播和舆论影响的作用,学者们公开发表的文章会给受众提供一些信息和见解。

　　如果一个问题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态度的话,那么学术研究容易走向单向和极端。正如金熙德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认为的那样:不论学界还是宣传管理部门,对不同的声音,现在都采取了更加包容的态度。

　　“难道就永远不走出来吗?”

　　王新生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指出,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是孪生兄弟,全球化本来是要消除民族主义,但是全球化在开始的阶段显现出来却是诸多负面的效应,因而刺激了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

　　全球化的前提是地区一体化,中日作为亚洲地区的两个大国,如果没有它们的合作,地区一体化是很难形成的。一些学者出于良好的动机和愿望,希望中日两国能够像法德两国构成欧盟核心一样,形成东亚共同体。但是他们对这两个国家了解得并不充分,仅仅是一厢情愿地想把两国拉在一起。

　　问题在于,两国之间近年一直是一种“政冷经热”的状态,100多年来的恩恩怨怨,以及近10年来中国经济强劲发展和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所构成的强烈反差,使得两国相互对峙的民族主义情绪日渐壮大,两国成了部分民众各自宣泄不满的最好对象。

　　政治学者刘军宁认为,民族主义情绪在美日关系之间并不像在中日关系之间严重。他认为中日关系之间需要寻找一个平衡:“一方面要坚持正义,另一方面也要走向未来。但是现实中,历史问题仍旧左右着民众的情绪,中国人还无法从受害者的情绪中走出来。难道就永远不走出来吗?如果要走出来,是什么时候走出来?”

　　中日关系是网络上的热门话题,也是民族主义宣泄的“最佳”场所,用王新生的话说,就是网络上存在着一群“愤青”,部分人国家利益观念不清,根据个人偏好作出判断,把言论建立在并不客观的基础上。这些情绪化的议论,并不利于中日关系的发展。

　　尽管相当一些人对网络上激进的民族主义表示了担忧,但是,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方面,都应该看到这些激进的言论并非主流意识,如果错误地将这些言论当作是主流意见,那势必将阻碍双边关系的发展。《瞭望东方周刊》实习记者赵倩／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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