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双方是邻国,无论对人家有多么不满意,也无法离开

　　有一幕始终不能忘记,那便是2003年12月的一天,东京早稻田大学的国际会议厅被数百名观众挤得满满的,场内气氛热烈,热气拂面。由日中两国的学者、新闻记者和一般市民组成的民间团体“日中传播研究会”(JCC)主办的国际论坛即将开幕。这些不顾岁末年底的忙乱,从日本各地,甚至专程从中国赶来的与会者,在他们多数人的心中有一个共通的愿望,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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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已经冷却了的日中关系中,能不能寻到一丝对话的线索?

　　在论坛召开的刚好一年前,北京的《战略与管理》杂志发表了马立诚的论文《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而恰恰是这篇搅动两国巨大论战漩涡的论文,成了举办此次国际论坛的契机。

　　正如马氏自己在日本出版的新著《超越道歉》(顺便提一句,此书日文版的书名被译成《日本无需向中国谢罪》,著者的主张因此被曲解,并很可能导致其价值缩水,令笔者深以为憾)中所写的那样:文章内容于2002年12月被日本一家主要报纸介绍之后,“顷刻间在日本社会引起了爆炸性的巨大反响”。对于服务于日本某新闻机构,对日中关系一向怀有很深关怀的笔者来说,最初也是读了那个报道,然后立即托人从北京把原文传真过来,先睹为快后的印象,除了震惊还是震惊。

　　基于“日中两国以经济为中心的人与物的交流愈加强化的反面,两国国民之间的相互沟通、理解,两国国家与国民的相互印象并不尽如人意”的问题意识,通过大众传媒等传播手段,旨在加深双方的相互理解的“日中传播研究会”虽然成立于2001年,但日中之间富于建设性的讨论成为可能,却是“新思维”出台之后。此次论坛,也由于时殷弘、冯昭奎等知名学者的加入,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本共同通讯社也在其中文新闻网站对论坛的内容做了相关报道,在此恕不赘述。

　　协作发展才是爱国

　　近年来,日中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深陷于相互不信和互厌之中。只需浏览一下到目前为止众多的舆论调查结果,就能明白,日中两国国民对对方的感情在逐年恶化。笔者自己对此的感受,是在1997年,开始在北京进行为期一年的留学的时候。刚到北京不久,偶然乘坐“面的”,司机劈头盖脸对我端出了南京大屠杀的话,“我讨厌日本人。”“对初次见面、而且是你的乘客的人,这样做难道不是很失礼吗?而且,我是为了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而专程到北京来的。”我当即表达了自己的不快。

　　从中国回国后,对日言论的严峻也丝毫没有减弱。我开始学习中文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那时认识的中国人,无论是来日的留学生还是教师,大家都很友好,我个人也从未被当作过历史问题的话柄和靶子,遭遇面对面的批评。诚然,当时也许是以“富裕的日本—尚贫穷的中国”这一图式来看问题的,但对于两国之间曾高喊不已、不绝于耳的“友好”口号,确实是从其字面本来的意思来接受和理解的。

　　然而,近四五年来,这个词汇却日益变得空洞和虚幻起来。如此一来,日中两国陷入了相互不信任和相互嫌恶的恶性循环,并很快对政治产生了影响:对日本来说,表现在对中国不闻不问,对华持强硬态度的政治家获得广泛支持;就中国而言,对于在互联网上连篇累牍的对日批判和某些“爱国”活动家欠考虑的举动,政府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顾虑。

　　什么是“爱国”?笔者自己对生我养我的祖国和故土,也怀有深深的眷恋。但是,爱国,不可混同于独善、排他的民粹主义。冯昭奎在去年于无锡召开的“日中传媒交流论坛”上说,“在抗日战争年代,反日就是爱国。现在则不同,捍卫本国的国家利益才是爱国。”一些煽动人与人之间无为的敌意,对其结果则根本不加考虑的、不负责任的民粹主义者,不是真正的爱国者。无论日、中任何一方,都不应当赞赏这种势力,并放任其“自由”发展。两国富于理性、良知的冷静的人们,应该坚持并实行一种态度,那就是:相互协作和发展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爱国。

　　作为邻国无法离开

　　在我看来,重要的是,日本的每一个人都要在心里铭刻并发誓,“决不再重复过去的错误”。以昭和史研究而知名的历史学家保阪正康,在名为《没有战争观的和平论》的著作中说:“看20世纪前半叶的年谱,会为日本为什么要持续那场愚蠢至极的战争而恼火,会想到,难道就没有其他的政治选择么?”战争不仅给亚洲人民带来了痛苦,也不仅使日本顶着西洋列强的打压,通过“明治维新”在亚洲率先实现近代化以来,构筑的各种资产都化为乌有,更在广岛、长崎的“原爆”和东京大空袭等灾难中,夺去了近400万国民的宝贵生命。

　　“在战争已经过去50余年的现在……为什么会发生那场战争?至少,对于其起因和结果,如果不能从自己出发加以理解的话,战争体验的继承等就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奢谈。必须认识到,‘讨厌战争’,仅仅是说战争的行为讨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对下一代的说服力将不复存在。” 保阪氏在书中说。

　　就是说,剖析20世纪前半叶日本之所以挑起战争的原因,把它作为历史教训为国民所共有,并发誓不再让过去愚蠢的错误重演──日本一些有良知的人士,就是以这种形式致力于对那场战争的深刻反省,这也是我们“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姿态。

　　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以来,有人主张批判日本的姿态。就笔者个人而言,我觉得,其参拜无论是从宪法层面上看,还是从对亚洲外交的角度来看,都存在问题。但是,虽说是首相,一个政治家的言行毕竟不能代表全部的日本社会舆论,对其(参拜)行为不以为然者,在日本并不在少数,遑论希望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右翼”势力,更是少数派。

　　尽管我们是“和而不同”,但日中之间确实需要通过冷静而亲密的对话,来构筑肝胆相照的“人间关系”。日中之间需维持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是:我们双方是邻国,无论对人家有多么不满意,也无法离开。日中对话的道路越广,两国就越会自觉成为对等和重要的邻人,我们在20世纪所犯下的错误便不会重演。 文／内藤康(日)(作者为日本某大媒体记者,随笔作家。翻译:刘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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