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新加坡国庆群众大会演讲时指出，如果台海两岸因台湾挑衅而引发战争，新加坡不会支持台湾。

　　这一表态在海峡两岸掀起巨大反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25日表示，新加坡“新任领导人”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符合新加坡利益”。台湾亲绿媒体《台湾日报》同一天则刊登两篇批驳文章，指责李“替北京威胁、恫吓台北”，其“擦枪走火论是国际强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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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语言”；有民进党“立委”还讽刺说，李显龙访台期间像“龙”，但返新后受不了中国的压力，变成了“毛毛虫”，“为了拍中共的马屁，居然干预台湾内政”。

　　7月10日至12日，即将接任新加坡总理的李显龙曾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以“私人身份”访台，中方表示严重不满，并取消了一些两国交流计划以示抗议。

　　那么，8月12日李显龙正式就职后多次重申“一个中国”政策的做法，究竟是迫于中方的强大压力而被迫改变立场，还是原本就无意放弃这一政策、只是一时的行为“跑偏”而已？

　　当初为何执意访问台湾

　　对李显龙不顾中方劝阻访问台湾之举，中国一些评论家认为，李显龙此举的目的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为了提高李显龙的威信，李家想通过李显龙访台来显示他的政治魄力与胆识”。

　　笔者以为，其中一些学者的看法未免太过武断和绝对，实在令人不敢苟同。

　　要看清此事，把它放到新加坡特殊的国情和东南亚特殊的环境中去分析。是新加坡的国家利益促使李显龙作出了这个决定，而不是像一些人说的“有意挑战中国的主权”。

　　长期以来，新加坡一直与海峡两岸之间保持一种特殊的关系，谁也不得罪，一方面与中国大陆努力发展政治、经贸关系(新加坡是中国的第五大外国投资者、在东南亚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同时新加坡和台湾地区也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联系(新加坡军队长期在台湾受训，2003年新台贸易额高达88亿多美元，台湾在新加坡的投资也不少)。

　　新加坡是一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弹丸小国，为了维持生存和发展，它长期奉行非常务实和灵活的对外政策，这是一个小国在复杂国际环境中的生存发展之道——学会左右逢源，谁也不得罪，跟谁都做生意。

　　许多东南亚国家，由于历史的和地缘上的原因，都与台湾保持一种非常特殊的密切关系。它们既和中国大陆发展正式的政治、经济关系，又与台湾维持非官方联系。台湾在新、马、泰、菲等国有大量的投资，是这些国家重要的贸易伙伴，每年接受东南亚各国的大量劳工。

　　因此，我们不能把东南亚国家(包括新加坡在内)与台湾保持密切的民间交往都说成是“挑战中国主权”，这种关系是历史地形成的，不能强求所有东南亚国家一下子完全摆脱这种关系。东南亚各国都是从本国利益出发，制定对外政策，它们既要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又要与台湾保持密切的非官方联系，从中得到最大的利益。

　　笔者认为，李显龙上任后，不会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但与台湾的非官方往来仍会继续下去。中国的正确对策是保持一定的压力，但又有一定的弹性，使其不敢越过“一个中国”的底线。

　　接班并非完全仰仗父荫

　　在评论李显龙接班时，国内一些学者将新加坡自1997年金融危机以来出现的经济下滑也全部算到李显龙的头上，认为李显龙“国内政治威信不高”。这种说法显然是不符合事实、有失公允的。李显龙从政得到了其父的帮助，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李显龙能够有今天，更多的是靠他自己努力的结果。

　　1985年，李显龙第一次入阁，在其父亲手下担任贸易与工业部的政务部长(相当于中国的常务副部长)。他一上任便面临严峻的考验，当时，新加坡正在经受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需要进行大调整，寻找新的发展方向。

　　李显龙接受了挑战，他领导一个由企业家和专家组成的经济检讨工作委员会，经过调查研究，建议政府采取强有力措施，减少商业成本、加强竞争力。政府采纳了这些建议，使经济很快就渡过了危机，走向新的繁荣。

　　此次调整为新加坡经济确定了新的发展方向，完成了以石油化工等制造业为主，向以金融和商业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为新一轮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1990-2004年的吴作栋内阁，李显龙任副总理(负责经济和民事服务)要职，并先后兼任过金融管理局主席、财政部长等。作为前任总理的儿子，李显龙处在一个既显赫又非常微妙的位置。

　　首先，他一直被罩在父亲的光环之下，很难跳出这个光环；就是做得再好，也容易被人误解为其父的功劳。其次，在李氏父子之间又出现了一个总理吴作栋，当时盛传吴作栋只是起“暖位”作用，李显龙很快就会取而代之。

　　结果李显龙正确处理了与吴作栋的关系，摆正自己的位置，在吴作栋的领导下做好自己的工作。据许多新加坡朋友说，就个人才干和领导能力而言，李显龙不在吴作栋之下，但他却能够长期甘居人下，不显山、不露水，这也显示出一位非凡政治家的另一面。

　　小李、老李时代大不相同

　　与李光耀相比，李显龙成长和经历的环境有很大不同，面对的挑战和问题也有很大差别。毫无疑问，李显龙继承了其父的许多性格和作风，如处事果断、反应灵敏、喜欢政治这个充满挑战和竞争的职业。但作为新加坡历史上的第三位总理，他不能沿袭其父亲的一套做法，必须作出改变。

　　一般来说，李光耀是一位斗士，当年与左翼分子斗，与异议分子斗，与贪污腐败斗，一点也不手软；而李显龙则接受了多种文化的教育，读了12年华文，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李光耀置身一个动荡的年代，造就了他执着与爱憎分明的性格；李显龙则生长在一个经济快速成长、知识爆炸的年代。他们面对的矛盾和问题也完全不同：李显龙面对的问题不再是革命和罢工，而是全球化的挑战与竞争；

　　不再是埋头搞制造业和大建政府组屋、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而是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为新加坡寻找一个新的位置。

　　吴作栋上台后，在治国方式上作了很大的调整，给予人民较多的自由空间，他的执政方式是强调协商，他改变了李光耀那种比较强硬的铁腕统治方式，采取较为温和的手法。经过10多年的努力，吴作栋在民众中树立了与李光耀完全不同的亲民和温和形象。

　　李显龙将进一步强化这一新形象，允许新加坡人拥有更多的个人自由，以便把新加坡建成一个更加多元化的社会，人们在生活方式和个人事务方面将有更多的自由空间。这种变化最近已经开始发生。

　　在李光耀执政时期，新加坡就像一家大公司，李光耀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一切都要过问。建国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新加坡人接受了更多的教育，尤其是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思想与价值观，他们不再像老一辈那样，一切都交给政府，由政府决定一切，大多数年轻人相信自己有作决定的能力，政府应该更多地放权，让民众有权决定自己要做什么、怎么做。

　　李显龙面对的挑战，就是如何营造适当的社会环境，鼓励年轻人以负责任、充满自信的态度迎接迅速改变的世界。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 曹云华／ 特约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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