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仁们在报道中隐去了姓名，原因只是，消息提供者告诉我们，傅彪年迈的父母还在医院里，他们恐怕难以承受突如其来的打击。无论何时，在生活里人性折射出来的爱与善良总能更加打动我们，我们虽然失去了更多的点击量，可是却拥有了更多内心的平静。

　　众所周知，傅彪患肝癌晚期的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像以往发生的情况一样，这个发生在名人身上的不幸迅速地演变成了大众的娱乐快餐。

好用光电鼠标仅售9元 人大附中网校招生中 点点通赠通行币开始了 新品1元无底价抢拍！

　　娱记们拥集在北京武警总院的大门外，他们像福尔摩斯一样，尽忠于他们的职守，假想正有一个巨大的没有揭开的谜团放在面前。几天以后，所有与傅彪有关的一人一物都被翻遍了，家属此时也早已不堪重负，傅彪的妻子在给媒体的公开信中以求饶的口吻写道：目前傅彪尚属治疗和恢复阶段，恳请媒体的朋友们为傅彪以及其他的病友们制造一个良好的治疗空间，还医院一个正常的医疗秩序！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真正是出于对一名演员的关心，或者是出于对肝脏移植手术的兴趣才关心这些天里有关于傅彪的新闻的，我们也很难这样去苛求群众，让他们都学会站在被报道者本人或者家属的立场上来考虑“娱乐报道”这码子事情。

　　这事说到底是媒体自身的事情，在名人新闻效应、公众的知情权与个人隐私之间，应该存在着一条明确的界线。

　　我承认我也是曾经在北京武警总院门口蹲守的一员，说句不怕得罪同行的话，在这次的报道中，我对所从事的所谓“娱记”的职业有了一些新的看法，一些做法充满了黑色幽默，到了让人喷饭的程度。

　　在傅彪入院后不久，几位同行不知从哪里得知的消息，深信傅彪没有挨过手术后的排异期，已然去世。他们冲进医院，任凭医院如何解释均无济于事，直至其中的一人获准进入太平间，一一对照确认太平间内的尸体中没有傅彪后方才罢休。

　　如果这就是我们所要的职业精神的话，我宁愿不要这样的职业精神。我知道，在职业记者的眼中，这肯定是一个会引起争议的话题，但是，就我所目睹的这些天里围绕在傅彪事件上的娱乐记者们的所作所为，我的观点不再像以前那么坚定了，知情权的获得并不是可以通过牺牲任何代价、特别是私人的空间来获得的。听起来，这更像是一个悖论，如果不牺牲私人的空间，又如何满足公众的欲求呢？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复杂，两者的界线其实在于这个个人身上发生的事情有无侵犯到公众的利益。傅彪生病了，这样的事情严格说起来与公众利益的安危并无太大的关系，他如果愿意报道是一回事情，可是如果他和他的家人根本就不想将这件事情拿出来说，而媒体却硬要义正词严地要求进入到现场，进行“零距离”报道，那就是另一回事情了。说得严重一些，这不仅是伤害了傅彪感情的问题，法律上，这足以构成了对他人权利的侵犯。

　　如此讨论傅彪的事情可能过于严肃了，这与以往一直给人以“冷的幽默”的印象的傅彪不太吻合。可是这毕竟不是在讨论那个银幕里的傅彪，他现在是一个病人，想象一下，如果那个躺在病床上的是你的家人，你还会扛着摄像机，拎着话筒冲到他的身边说：“外面有谣言说你已经死了，请问……”

　　顺便说一句，我所供职的报纸在报道中的处理让我感到欣慰，尽管他们同样也在第一时间里得到了消息，但是同仁们还是在报道中隐去了姓名，原因只是，消息提供者告诉我们，傅彪年迈的父母还在医院里，他们恐怕难以承受突如其来的打击。无论何时，在生活里人性折射出来的爱与善良总能更加打动我们，我们虽然失去了更多的点击量，可是却拥有了更多内心的平静。这些也是促成我们写下以上这些文字的原因。

　　袭童案后的冷思考

　　《中国青年报》记者 江杰如

　　我们不能总是被动地应付于这些可能对社会机体造成巨大损伤的现象表面，一方面，应当明白民意渠道的畅通实际上是为社会杜绝大量的隐患，另一方面，媒体的报道也应担负更多的社会责任，懂得有所为与有所不为，这才是一个更加成熟的公民社会应对这些突发事件的更成熟的表现。

　　9月11日下午，就在我收拾好办公桌，准备离开报社回家的时候，一位在人民网工作的朋友打来电话告诉我，江苏苏州发生了一起恶性事件，有人手持菜刀冲进了市区里的一所幼儿园，砍伤了28名幼童，歹徒已被警方带走。

　　我非常吃惊，听到这样的消息，心本能地开始收缩。一来我实在不愿意看到儿童成为暴力侵犯的对象；更重要的是，已经是第二次听到类似这样的消息了，上一次，同样也是一个暴徒手持菜刀挥向幼儿园的小朋友，只不过，那一次是在北京。那一次的采访至今仍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事情刚刚发生，就苏州的这起事件而言，目前所能做的可能还是复原事情的本身，其中，最让人关注的可能就是作案者的动机，在9月11日新华社的电文里，这依旧是个谜。

　　不管什么样的原因，眼前发生的触目惊心的一幕足够让我们冷静下来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要将手伸向孩子？假定这一切背后存在着一个逻辑上的关系，那么是什么样的逻辑链条最终导致了事情的发生？

　　简单地追究与问责是没有非常大的价值的。与有人出来承担责任相比，如何让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或者我们知道避免它的途径，这个问题显然更为重要一些。我想，我们应该直面这些事情，不能讳疾忌医。

　　有人认为，这些事件的发生是因为社会各阶层的比较严重的分化和不公正。我想这种看法仅仅是提供了部分的解释。我要强调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民意表达的渠道不畅，导致了许多本不应该被激化为暴力的事情，最终酿成了悲剧。

　　与前不久发生在俄罗斯的暴力事件不同，国内目前发生的事情起码称不上涉及国家安全的恐怖行为，许多事情追究起本因，原本可以通过正常的民意表达将情绪控制在一个理性的范围内。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现这样的事件是对我们的忽视与漠视的一个警告。

　　媒体作为传递信息的一个环节，也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比如，一些报道过分地渲染事件的细节，却不能有效地揭示出在事件表面后的原因。

　　客观上，媒体的报道让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大了，这也给了一些游移在情绪失控边缘者某种心理暗示，使他们作出了最不合理的选择。这个道理就如同国外有明文的立法要求媒体在报道自杀、强奸等案例时，不得出现细节，不能将被害者的的图片、姓名、作案工具等公之于众。

　　同样能够支撑我上述观点的两种现象是，被人称为“民工吊塔秀”以及最近在许多城市相继发生的劫持人质的情况。

　　我们不能总是被动地应付这些可能对社会机体造成巨大损伤的现象，不能总是停留在现象的表面。一方面，主管者应当更加客观全面地披露信息，明白民意渠道的畅通实际上是为社会杜绝大量的隐患；另一方面，媒体的报道也应担负更多的社会责任，懂得有所为与有所不为，这才是一个更加成熟的公民社会应对这些突发事件的更成熟的表现。《北京青年报》记者 华英

　　相关专题：外滩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