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达一对夫妇作家的合用笔名，现居美国
晚上睡不着，就看完了杨绛的《我们仨》。
看一个温馨的家，从两个清纯的少男少女谈恋爱，到生下一个小乖孩，到几十年后在死亡面前离散。失散之前，杨绛
已是80多岁的老人，丈夫女儿都住在相隔很远的医院，走
人生的最后一程。她照顾着丈夫，每晚和女儿通电话，一周去西山
的医院看她一次。就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们维持着家里几十年来的幽默。在写得歪歪扭扭的信上自嘲。说起自己，总是好的，
轻描淡写夹着玩笑，却认真地在为亲人着想，关照得仔细，衣食住行。这种幽默感，对家人感恩的、温暖的、如手拂细绒织物
般柔和的心情，贯穿了他们的一生。他们给亲家母的信，吴侬软语，
戏言戏称，把另一个走近的家庭，也圈进了他们快乐的小圈子。
我从同样的年代走来，当然知道，他们回顾一生，有多少可以怨愤。人们抱怨中国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在几十年来不抗
争，我却看到、体验到生活中的另一种坚持。坚持亲情的可贵和珍重，坚持在自己能够围护的那一小方土地上的正常和快乐，
维护和保留文明的种子，坚持常识和常情，又通过敬业的工作态度和对亲友的关爱，传布这样一种文明。谁能说这就不是一种
建设性的抗争。就像我读过的那个犹太女画家，在集中营里，画着美丽的花朵，教孩子们画明朗的风景。她没有离开捷克逃生
，只因丈夫已不能取得离境护照，亲情重于生命。
这本书让我回到久远前的家，仿佛能触摸到父亲的手背。回想父亲，他总是在笑，说着那些让我也笑起来的话。在我
们成长的年代里，学校关门了。我们都下在农村，说是要“扎根”，没有前途和希望。我那个时候交友甚广。小学、中学同学
和川流不息进出我家的“插队”小朋友们，都喜欢坐在那里，和我父亲聊天。父亲告诉他们，希望会有的；人在恶劣的环境中
，要读书。“人可以拥有自己独立的精神生活，”父亲说，“那是谁也拿不走的。”在贫困而匮乏的年代，父亲用省下的吃食
，给各种来路的孩子们做饭，烧点心。我们长大起来，大学开门了，小朋友们都出息成国家栋梁，很神气地在各地跑来跑去。
父亲离去了。几年前在波士顿巧遇一个小学同学，几十年不见，不认识了。我们一起坐了半个钟头才敢站起来相认。打完招呼
的第一句话，她就说，你爸爸那时对我们真好，教我懂了很多道理。
中国的环境变得逐渐宽松，长大起来的孩子们有了学习的机会，也有了抗争的可能，开始超越了我们父辈的局限，也
开始看父辈不起，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脊梁骨。想起当年在父母面前，我们是时代潮流下多么可笑又可怕的小生青。因为
爱，父辈吞下了他们看不顺眼的事情，甚至咽下了我们对他们的伤害，原谅了我们的年轻。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前辈，却是
多么挑剔。
我们也许有了我们重视的脊梁骨和犀利，可是，和钱钟书、杨绛、圆圆一家相比，却失落了温良、敦厚、谦和、幽默
、宽容、平稳。这不仅是两代人不同的个人素质，而是通过知识阶层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时代的文明厚度。“我们仨”是一个家
庭故事，却让我想到，破固然不易，立，则千难万难。
相关专题：外滩画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