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亿 稳定炸弹

　　拖欠民工工资不再是简单的劳资纠纷，而演绎为社会问题

　　本刊记者/黄小伟

　　对于临近年关归心似箭的民工，这是一场几乎没有胜算的对抗，他们的对手是雇用他们的老板 这些老板在他 们辛苦一年之后却拒付工资。

　　一个在春运列车上所做的随机调查显示，回家晚的民工大多被欠了工薪。有的干脆不回家，或者说回不了家。

　　生命与工资的换算

　　当徐天龙将一桶汽油倒在自己身上点燃的时候，这是对“以死相逼”最好的诠释。

　　徐天龙要逼的人是他的老板，因为老板不仅不支付徐天龙及其同伴15人的工资，而且还指使手下殴打徐天龙，情急 之下，他买来汽油浇到自己身上，欲与老板同归于尽，结果造成自己和包工头等4人被烧伤。徐天龙烧伤面积达12%，面部 及双手烧伤度达到3级。

　　这显然不是徐天龙出来打工的初衷，这位只有27岁的四川青年只是想外出打工来补贴家用。

　　徐天龙自焚的时间是1月2日，距离农历新年只有一个月时间。

　　在2002年快结束的时候，在西安西郊一建筑工地卖苦力的商洛市商州区男子袁安运当着工头的面愤而剁掉了自己 的手指，才使自己千余元的工钱有要回的希望。

　　调查发现，拖欠民工工资的企业多集中于建筑企业和餐饮服务等一些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从时间看，一般集中在元 旦、春节前后。

　　建筑业和餐饮服务业是吸收民工最为集中的行业，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2年底，北京市各类建筑施工企业拖 欠民工劳务费22亿元左右。而民工在被企业雇用时，就被告知工资的结算方式将是年终结算，而非《劳动法》规定的按月支 付。

　　“所以拖欠民工工资并不仅仅是年底拖欠，而是全年拖欠，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曾经参与《劳动法》制定的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黎建飞副教授说，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

　　“企业就只会雇用那些不要求签劳工合同的民工，反正劳动力多得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建元律师事务所主任鲁哈 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大面积出现民工为了几千元工资以生命相威胁的现象，一个关键原因在于民工向老板们讨要工资的渠道并不顺畅。据 了解，民工在采取极端行动之前，无一例外都多次与包工头交涉，希望通过正常渠道讨回工钱，但他们等到的大都“除了失望 还是失望”。

　　2002年7月中旬，北京5天内发生四起民工攀登工地塔吊事件，起因均是劳资纠纷，但没有一起取得这些民工想 要的结果。

　　今年春运期间，列车的乘警将添加一项新的任务：要特别留意旅客的情绪。因为近几年来，选择在火车上自杀的旅客 呈20％的递增趋势，其中八成自杀案件发生在春节前后。据介绍，2001年春运期间从广州开出的列车中有10人自杀， 2002年上升至12人，其中30％的人丧生，日前还出现了首宗列车割腕自杀案。自杀的原因分析中，有一项是民工过年 回家却拿不到工钱，致使精神压力过大。

　　公共安全的新威胁

　　民工问题最新的关注点是警方该不该对民工跳楼行为进行处罚的辩论。

　　事情的起因是被民工频繁跳楼事件“骚扰”得不胜其烦的深圳警方宣布，民工的跳楼行为将警察玩得团团转，严重影 响正常的接警工作，警方将对采用跳楼、自杀等不正当手段达到个人目的的人进行严惩。在多起民工跳楼事件中，报警者正是 跳楼者自己。

　　2002年12月29日，在深圳打工的陈建国因为工伤赔偿费用与老板发生纠纷，爬上提升架以自杀相威胁，被警 方解救后反被拘留15天。

　　这并不是第一起由于民工跳楼而被拘留的案例。

　　2002年10月10日，因向老板索要工钱不成而爬上几十米高塔吊以死相威胁的两名外地民工，被北京警方以扰 乱社会治安为由依法拘留。

　　专家认为，如果拖欠民工工资大面积发生，涉及的将不仅仅是劳资问题，而是严重的社会问题。

　　2002年3月11日晚上，在广东韶关市打工的雷某向老板杨某一家行凶后，自己卧轨自杀。而雷某行凶的动机是 老板毫无理由地拖欠他1300余元的工资。

　　一项调查显示，血汗钱被侵吞、拖欠后，60％的民工选择用反复寻找老板、直至把老板找烦的方式来讨要工钱；1 0％的受访民工表示，只能用吓唬等手段对老板形成压力；只有极少数民工选择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工资拖欠问题。另有15％ 的民工含着辛酸表示：要不到钱就认命了。

　　样本分析的10%对于一个庞大的民工群体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在北京市的630万职业人群中，大概每7个人中就 有一个是外地来京的施工人员，他们占据了京城建筑业80%的“江山”。

　　从犯罪学的角度分析，少数忍耐力不强又对法律渠道毫不知晓的民工在遇到权益被严重侵害时可能铤而走险，以犯罪 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民工的“自我救济”式犯罪一般会发生三种可能的犯罪方式：一是拿不到工资的民工纠集一帮同乡兄弟去老板那里讨 工钱，遭拒绝时可能发生砸东西和打架斗殴的行为；二是拿不到工资的民工将工作单位的产品、原料、部件或生产工具偷出变 卖，“自我兑现工资”，构成盗窃罪；三是以暴力对拖欠工资的老板及其家属进行直接报复，严重者常常酿成故意杀人、故意 重伤以及抢劫、绑架等恶性案件。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研究员认为，大面积拖欠民工工资的现象出现的大背景是中国目前 的二元经济结构。二元结构的一个后果就是恶化了外来劳动力立足城市的制度环境，使大量进城农民的就业活动转入“地下” ，成为打“黑工”。这样建立的劳动关系既不具合法性，自然也就更难规范，尤其无法通过加强政府管理来规范。

　　政府觉醒

　　事实上，很多迹象表明，政府已经意识到能否解决好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关系到社会稳定。

　　全国总工会一个调查显示，如果平均每个农民工每年给家庭寄2000元钱，那么全国农民家庭每年单外出务工收入 就在1600亿元以上，远远高于政府各类扶贫项目对农村的投入。但是在全国范围，民工被拖欠的工资就达400亿元，而 全国的工资总额也仅为9000多亿元。

　　解决欠薪问题已经列入中央政府高层的工作中。2002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专 门研究进一步解决好困难群众生产生活的问题，其中特别强调“要依法严厉查处恶意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等违法行为，保障 农民的合法权益”。

　　2003年1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做好农民工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切实解决拖欠 和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用人单位必须以法定货币形式支付农民工工资。

　　政府在2003年春节前后发起的治理欠薪风暴史无前例，而且多为各级政府最高行政长官出面表达治理决心，采取 的行政手段也具有很大的强制性。

　　在青海省，6000多农民工在返乡前拿到了被拖欠的320多万元工资。而陕西省在一个月时间内劳动保障部门为 民工追讨工资及赔偿金额1033万元。乌鲁木齐市政府高层则明确表态：不让拖欠民工工资的企业活下去。

　　黎建飞认为，即使在市场经济非常成熟的国家，维护劳工权利的主体仍是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劳工人事学院杨体仁教 授称，民工工资被大面积拖欠，一个主要原因仍是政府监管不力。“目前在劳动力市场规则混乱、能代表劳工利益的工会组织 并不普遍的前提下，政府的主动执法显得尤为重要。”

　　但是现实却凸显劳动执法部门的力不从心。深圳市的劳动监察人员只有200多名，劳动监察人员与员工的比例是1 ：20000。而在香港，监察人员与员工的比例却是1：4000。在整个中国，劳动监察员只有4万人。

　　而且大多数的追逃措施都是事后补救，而非事前防范。“监管应该是自始至终的，从劳动合同的签订、社会保险的交 纳到工资的发放，都应该在掌握之中。”杨体仁说。

　　政府也在逐步确立自己的监管者角色。贵州省规定，承包单位承包工程后，要按工程合同总价的1%缴纳工资保证金 ，并存入指定的银行专户，一旦发生拖欠、克扣民工工资，首先启用工资保证金来兑现民工工资。这样的措施已经在其他地区 推广。

　　而全国总工会正在筹划一个行动：在更多的企业中建立工会组织，推行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

　　相信政府的追讨欠薪风暴将会让不少民工在年关回家前，不必再做“跳楼热身”。

　　相关专题：中国新闻周刊第200期庆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