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有理想就会有疼痛

　　毕飞宇

　　40岁，著有中短篇小说近百部。近两年来，他成了获奖专业户：首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冯牧文学奖、小说月 报奖、小说选刊奖、首届中国小说学会奖、庄重文文学奖。主要著作有小说集《慌乱的指头》《祖宗》。去年非典期间，他又 出版了小说《玉米》。毕飞宇说：《玉米》是他的最爱，是他为年轻一代人写的，他希望他们喜欢。

　　今年初，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毕飞宇的文集，一套四卷：《这一半》 《冒失的脚印》《轮子是圆的》《黑衣裳》 。

　　毕飞宇说，十多年前，因为年轻，更因为自负，他总是挑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去做。他说，那时候，他的创作是那样的 仓促和义无反顾，贪大，逞能，倔强和执拗……

　　采访-本刊记者高晓春

　　我多么希望自己能饱经风霜

　　《中国青年》：许多人是通过《青衣》知道并喜欢你的作品的。在这之前是《上海往事》，导演张艺谋把它拍成了电 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这之后是《玉米》，去年非典期间出版，一出版便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你从事写作十多年，出版 了近百部中、短篇小说，从一开始的明清题材(顺便说一句，阅读你早期作品的时候，我以为你是位70岁的老翁)到后来的 ，你常常写一些发生在农村的复杂故事，给我的总体感觉是：你是一个饱经风霜的人。

　　毕飞宇：我喜欢读传记，那里面饱经风霜的人物，常常令我羡慕不已。我也希望能和他们一样饱经沧桑，可惜的是， 我的经历很简单，并且还特别的日常化和大众化，出生、读小学、读大学、分配工作，然后是写作，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了。其 实，生活本身并没有提供给我那种足够的材料，让我去从事文学创作。

　　如果真要从经历中找些引领我走向文学道路的原由，那只能是——在咱们的国家，它的乡村，它的小镇，它的县城， 它的小城市，它的中等城市，它的大城市，我是一路生活过来的，是它让我有机会见识了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儿。当我对它们 作判断的时候，当我写这些人和事儿的时候，就来得比较方便，就有了比别人多的参照系。

　　《中国青年》：按照王蒙先生的话说，就是你敢“抡”。可在我们的印象里，你“抡”得最好的还是乡村生活。

　　毕飞宇：我生在乡村，那时候，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乡下孩子(尽管我的父母不是农民，他们因为政治原因到了那里 )。随着父母工作的调动，我们家搬到了镇子里，那种既时髦又守旧的——在农民面前，它显得时髦，在城市面前，它显得守 旧的那么一种怪怪的地方。紧接着我们到了县城，可以这么说，县城是中国“最大”的地方了，等你再往上走，你到了城市， 到了大城市，又会忽然发现，生活的圈子其实又缩小了。不是吗？在县城里生活，你几乎可以认识这个县三分之一，甚至是一 半的人，你和他们是熟人，你有什么事情，很快就能传播得很远，传到学校，传到机关，传到政府，传到工厂，甚至传到郊区 的农民那里。在这种意义上，县城比城市大，比城市有意思。而在规模上，县城具备了城市的影子。等你到了城市后——小城 市还好一些，比如说，到了南京、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刚才咱们说过，到了这样的城市，你的生活圈子实际上是缩小了 的：是的，你住在一幢20多层的高楼里，但可能你连对门的那个邻居都不认识；然后，你去上班，大马路上车水马龙，想一 想，其实它也和你没有多大的关系，它不构成你的生活，充其量是你生活的背景而已；你到了单位，见到的就是有限的那么几 个同事......然而，城市虽"小"，但它高，正因为高，也就看得远--你站在北京，站在上海，站在南京，一下子， 你就能眺望到纽约，眺望到巴黎......是大城市给你提供了无限眺望的空间。不像在乡村，李家庄到王家庄，信息就不 通了，就阻断了。这就是乡村和城市的差别，正因为这种差别，人的感觉就不同，心态也不同。

　　《中国青年》：你的意思：写作是生活给予你的馈赠？

　　毕飞宇：对。现在想来，我可能未必写得好，但是确实没有什么我不敢写的东西——因为我经历过，因为我从那里来 。

　　争斗与疼痛

　　《中国青年》：无论是乡村题材还是城市题材，你常常写到“争斗”：人与自然的争斗，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为什么 ？

　　毕飞宇：人就是个矛盾体，矛盾就是疼痛。只要你内心有源源不断的理想，疼痛就会继续下去。是的，我的小说里是 记录和描摹了形形色色的“争斗”，可能因为我是60年代生人的缘故吧--在那个无视自然法则的年代，其一是人与自然争 斗。我看见了--乡村的人们为改良盐碱滩，决定"用土地埋葬土地"，结果呢，世界是稻米的，也是蒲苇的，但归根结底还 是蒲苇的。其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人群中有"窝里斗"，例如，为沾点儿"鱼腥"，机关算尽，但最终是什么样子呢？最 终是臭烘烘地收尾。

　　《中国青年》：你的笔下，人和人之间的争斗是不一样的，比如，女人与女人之间的争斗，女人与男人的争斗。

　　毕飞宇：同性之间是紧张对峙的关系；而异性之间，不管他们是同居、已婚，还是离异，肉搏和“冷战”是家常便饭 。女性在战斗之初总占了上风，她们会呈现出可怕的战争耐力、才华、创造性，女人会建立最强大的统一战线，会凭空激发起 同情心、爱、权利、义务等伟大话题，揭发批判男人的“乡巴佬”身份、无能、负心、“不是东西”。男人只好无力地逃走， 沉浸在苏格拉底般的冥想当中。男女“斗”的结果却是两败俱伤，婚姻成为替罪羊，同时也伤害了孩子。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因为心中有梦，我们才会去斗争；也因为心里有疼痛，我们才活得如此真实。

　　写《玉米》的时候，我就写了玉米与形形色色的人之间的争斗。我沿着自己的想像力，沿着自己的情感，搅在玉米的 争斗中，于是，小说就变成了生活本身，它没有那么多所谓美学和艺术上的难度——我与玉米交流，与玉米相处，我陪着她争 斗，我看着她成功后得意，失败后不甘心，有的时候，她会自然而然地做出一些动作，当她做出这些动作的时候，不仅吓了读 者一跳，也吓了写作者一跳。

　　《中国青年》：你总是说到疼痛，你如何理解这两个字？

　　毕飞宇：我说出我的判断，对不对，大家可以讨论，甚至可以批评我。我觉得，总的来说，我们的生活是压抑的，包 括我们的内心和外部的环境，因为，生活远远不如我们想像的那么放松、舒展、开阔。于是，当有评论家问我创作的母体是什 么的时候，我回答了两个字：疼痛。我抓住了这两个字，就不愿意放弃。

　　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许多作品，许多作家，比如说，他们写农村，写城市，或者写军人，故事不一样，人物不一样 ，最后表达出来的东西也不一样。而我不同，我写农民，写工人，写知识分子，写航天员，故事不一样，人物不一样，但最终 表达的东西是一样的。于是，到现在为止，我只觉得自己写了一个关于“疼痛”的故事，只不过这些故事有不同的名字罢了。

　　我写《青衣》——唱青衣的筱燕秋是多么迷人的女性，可是她“疼痛”，整部小说写的也就是这两个字。为什么？改 革开放了，我们富裕了，过上好日子了，但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我们开心不开心？我们的心灵有没有被扭曲？写《青衣》时 ，我特意地把时间限定在1979年到2000年--这21年里发生的故事，这21年里筱燕秋的心灵之痛：年轻的时候， 她没有机会登台唱戏；40岁的时候，机会来了，却又发现自己胖了，已不是人们心目中的嫦娥的样子了。之后，她开始减肥 ，以戕害自己的身体为代价减肥，进一步说，她是热情洋溢地去做这种戕害的：用刀子去割自己的脂肪，用指甲抠自己的脂肪 ......为的是要达到社会认可的女性形象，这种社会认可的形象也是她对自己的要求。她的心灵--她的那种"疼"， 从头到尾洋溢在小说里，爆发在小说的结尾。

　　《中国青年》：是的，生活是压抑的。与筱燕秋一样，女性要参与各种各样的竞争，尽管，其中有些女性因为年龄、 身体等等原因，竞争力下降了或者失去了竞争力，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女人依然要与男人一样承担生活的重负。

　　毕飞宇：有一次，我应邀去南京大学讲演，一个女同学站起来问：我不觉得有什么疼痛啊？我打了个比方：我和她青 梅竹马。青春期时，我玩儿得很快活，她就不行；我们结为夫妻，新婚之夜，我很幸福，她也不行；我们有了孩子，她还要经 历生产的痛苦……这些还不包括她们所背负生活责任和精神上的痛在内。

　　我的“人来疯”于是上来了

　　《中国青年》：说来说去，又说到了生活。

　　毕飞宇：不是吗？我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没有什么，但是，我和这个世界有关系，这就是我活的理由和写作的源头。 这个道理是这样的简单，已经简单到最为充分、最为饱满的程度，就像是，这个世界里，因为阻隔，男人成了男人，女人成了 女人，父母成了父母，儿女成了儿女。然而，谁都不会为此而绝望，相反，我们精力充沛地延续了生活：男人爱上了女人，女 人爱上了男人，父母生下了儿女，儿女成长为父母。这不仅是一个世俗的场景，也是我们存在的力量。

　　《中国青年》：写作在你的“世俗场景”中占据着怎样的位置？

　　毕飞宇：我并未觉得写作有多么重要，好像离了它我就活不了了，没到那个程度。我觉得，世界是两面的，一面是我 们生活的现实的世界，还有一面是文学作品当中的虚拟的世界。为什么许多从事写作的人很快乐？就是因为他有机会进入两个 世界，这两个世界在他的心中相互补充，两个世界相互印证，两个世界相互说明，两个世界都能成为彼此的借口。对于写作者 来说，可以张开双眼向外部现实世界寻找答案，也可以闭上眼睛向内心寻找答案。这种状态同舞台艺术很相似，使我可以有机 会体验不同的人生。

　　《中国青年》：你说过，你的人生，有一些他人不知道的精彩，也有一些他人不知道的困惑与沮丧。我们想知道，这 些困惑和精彩是什么？

　　毕飞宇：我真正开始写小说应该是从1987年的秋天算起。那一年夏天，我大学毕业了，一个人来到南京的一所偏 僻的学校里教书。由于刚刚从繁重的学业中解脱出来，除了教课、踢球，对于一个23岁的年轻人来说，我没有能力处理无穷 无尽的时光和无穷无尽的精力。这是一段失重的日子，更是一段迷惘的日子。现在经常有朋友问我，你为什么要写作？我说， 这是命运。当你百无聊赖的时候，当你一点都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你的面前潜伏了无限多样的可能，而事实上，你最终放 弃了所有的可能性，自然而然地顺从了你的本能。本能潜伏在我的血液中，季节一到，势必春暖花开。所以我说：这是命运。 到了晚上，同事们都睡下了，我睡不着，顺手拿起一枝笔，一口气写到凌晨两点或者3点。每天都是这样。都写了些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在那一段时间里，我的写作只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生理行为，我必须依靠写作把无穷无尽的时间折腾完，同时把 无穷无尽的精力折腾完，然后，心安理得，洗洗睡下。如果，允许我打个比方，那个时候我只是一辆油箱里装满了油的汽车， 钥匙一转就轰隆作响，只不过，没有方向盘，没有刹车，也没有目标，甚至没有道路。

　　《中国青年》：于是，就写了被退，退了再写？

　　毕飞宇：是的，从1987年到1991年，这几年的光景我就是在写了被退、退了再写的状态下过来的。我决定把 自己当作赌注，全部押上去。因为年轻，更因为自负，也许还因为郁闷和狂妄，我总是挑我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去做。我的创作 是那样的仓促和义无反顾，贪大，逞能，倔强，执拗。

　　《中国青年》：这是许多文学青年共同的经历。

　　毕飞宇：我知道，我的作品并不像我当初以为的那样，字字句句闪金光，最后留下来的只有一小部分。这之后我写了 《上海往事》，你上面提到过它，严格意义上说，它不是小说，是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剧本，因为我不熟悉剧本的 创作，在样式上，我就把它写成了小说。再之后的一些小说，它们就不断地获奖了。当然，这没有什么可以自豪的。可是让我 振奋的是，经过多年的努力，我这个门外汉似乎离文学的大门又靠近了一步，透过大门的门缝，我终于看到了文学神奇的光芒 。它是迷人的，也是仁慈的，它不管你是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幸运者还是倒霉蛋，只要你爱它，亲近它，它就一定会给 你温暖。我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个温暖来自文学的身体，它就是文学的体温。在今天我只能这么说，当我孤立地站在遥远的地 方自认为感受到文学的体温时，我夸张了这种温度，也得到了异样的鼓舞，我的“人来疯”于是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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