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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逝世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0月19日12:27 国际先驱导报

  【作者】周舒

  【提要】10月8日,雅克·德里达,“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因胰腺癌逝世于巴黎的医院中,享年74岁。德里达颠覆了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传统,同时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思考模式,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思想影响波及全世界的各个领域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2001年,雅克·德里达将自己陆续发表的挽词结集出版,书名定为:《每一次都独一无二,世界的终结》。时间仅仅过去了3年,这位74岁的老人,也迎来了自己的“世界的终结”。

  英国《卫报》发布德里达逝世的消息时,将他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而非“之一”。在现今这个世界上,大概也只有德里达还能当得起这个称号,他一生都从事学院研究,始终不渝地以经典哲学文本作为自己的思考对象。作为“68一代”(包括福柯、罗兰·巴特)的最后一个代表,他不懈地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参与”这个世界,思考的触角一直伸向政治学、法律、建筑、文学和绘画等等领域。他的思考影响巨大,“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类概念都经由而他发扬光大,深入人心。

  伟大的哲学家

  1963年,33岁的德里达牛刀初试,在巴黎哲学学院做了一次针对他的老师、大名鼎鼎的福柯的著名讲演《我思与癫狂的历史》,后来福柯特地撰写《我的身体,这纸,这火》来进行回应。事实上,如果他没有童年时期在维希政权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犹太人区被禁学的经历,这个精力旺盛的天才很有可能会更早成名。之后,1966年,德里达在约翰-霍布金斯人文中心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言,题为《结构,符号,与人文科学中的嬉戏》,对结构主义和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传统进行猛烈进攻,这次讲座使他在北美声名大躁。某种意义上这似乎预示了日后他在北美大红大紫,而在欧陆争议重重的命运。

  1967年,德里达发表了后来被称作“解构三部曲”的代表作:《书写与差异》《论文字学》《语音与现象》。这三部著作也被视作是“解构主义”全面诞生的标志。“68风暴”之后,德里达与其他法国知识界一样都被一种失望的情绪笼罩,他开始把自己的解构理论应用于社会、政治、历史、艺术等等诸多领域。而这种应用绝非传统意义上的理论分析,而是一种类似写作艺术的行为,时常充满了互文、挪用、游戏的感觉,最突出的例子便是1974年写作的《丧钟》将黑格尔和热奈的著作以及自己偶尔的论述并列一起。除此以外,他还写作了《播撒》《绘画的真相》《明信片》《马克思的幽灵们》等等70余本书,和各种报章杂志上数不清的文章及访谈。

  晦涩的哲学家

  他的著作以晦涩著称,这是因为他矢志要破解“本质-现象”“表层-深层”等等二元对立的西方传统思考模式,以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思路和写作方式来进行书写。他颠覆了西方思想重“说”轻“写”,重“在场”而轻“阙如”的传统。在他看来,追寻本质的过程只是意义增殖的过程,各种看似使本质得以呈现的书写不过是对所谓“意义”的新的限定。传统思维模式所进行的追寻“本质”和“意义”的行为,是一种“增补”的行为,是在由差异性构成的网络中能够无限“分延”,从而没有尽头的无果之功。因为破除了“本质”的神话,他饱受诟病,他的理论被认为是导向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毒药”。1992年,剑桥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之时,就有20余位英国学者联名反对。

  但事实上,德里达解构的同时也在提供新的可能性,他指出文字语言本身包含的差异。这被他称之为“播撒”,“播撒”就表现了文本本身的突破能力,也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德里达反对的是文本的单一意义和“中心思想”式的解释方法,在他看来,文本是自主的,可以得到任何一种解释。这样的理论,除了在挖语言的“墙角”之外,直接指向的目标就是传统的历史叙述模式和由此产生的“历史”。他认为一切皆为文本,这并非把现实简化为文本,而是用全新的、非形而上学的眼光去分析和理解现实。这也就是他所谓的解构,即拆解人们惯有的思维、理解的模式和结构,然后享受无限的可能性。解构并非否定,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无时无刻不在解构,而我欣赏我所解构的一切”。

  偶像化的哲学家

  诚然,他的写作十分难以进入,不过他却提供了全新的思考范式,而且对思想领域有了巨大的影响。德里达在北美文学理论界地位崇高,他与耶鲁大学的希利斯·米勒以及保罗·德·曼的交往直接催生了著名的“耶鲁四人帮”,使耶鲁成为解构主义的文学理论重镇。但德里达在北美的走红也导致他的理论被北美文学批评者任意挪用,或者加以过分的通俗化。他被传媒塑造成了一个偶像人物,这也是法国学界对他颇有微辞的原因。紧追潮流的人们,则不加理解的把他的概念当成时尚符号来使用,甚至他还出现在摇滚歌曲中,伍迪·艾伦在自己的电影里使用“解构”这个词,他自己也自嘲为“应用型德里达”。一部有关他和他的学术的同名纪录片在美国上映时,观众云集。

  德里达是全球化时代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在全球各地访问讲学,对世界现状发表意见。2001年9月,他来到中国,在北京和上海进行了演讲,题目关乎现实:《宽恕》以及《大学或人文学科的未来》,还有他对自己1993年著作《马克思的幽灵们》的再思考。这个思想以“前卫”著称的学者却体现出知识分子关注现实的一贯传统,早在1968年,他就已经在游行队伍中抗议,他还曾经因为抗议捷克政府,导致在捷克海关被指控藏有毒品而关押。到了“9·11”事件发生时,他发表长篇访谈,指出此事件为美国自体免疫系统紊乱的结果。2003年他与理论宿敌哈贝马斯联名呼吁建立新的多极世界秩序,反对美国单边主义,更是引人瞩目并传为佳话的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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