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人物周报：艺术大师袁熙坤收藏“总统”200余位

　　本报记者 马昌博

　　卡斯特罗坐在他面前，距离不到两米。

　　他拿出水墨画需要的工具。糟糕，没带水。画家有些慌乱。幸好，旁边的使馆参赞递过来一瓶矿泉水。

　　74岁的卡斯特罗面部线条已经开始松弛，画家换了几个角度，发现卡斯特罗的侧面更有表现力。他赶紧挪了位置，半跪在地上，开始作画。

　　先是素描，然后用水墨勾勒，不到30分钟，肖像完成了。他回到自己的位子，把肖像放到椅子上后退出会场。谈判结束了，卡斯特罗走到椅子边翻开肖像，发出满意的赞叹。

　　“今天卡斯特罗做东，他要请你吃饭。”外交部长唐家璇对画家说。这一天是2000年9月16日。

　　4年后，已经60岁的画家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仍掩饰不住激动，手中的雕塑刀在空中划了好几圈，“当时太紧张了，把印泥都丢在了会议室。”

　　画家叫袁熙坤，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画家、雕塑家，北京金台艺术馆馆长，不过他最著名的头衔是“肖像外交大使”—他曾为包括克林顿、叶利钦、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古巴总统卡斯特罗在内的近200位世界政要画像，这些作品大部分收藏在金台艺术馆。

　　“把采访机放到小平肩膀上吧。”袁熙坤说，“不影响我工作。”他面前是一个创作中的邓小平塑像。

　　从日本首相开始

　　袁熙坤画的第一位政要，是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在此之前，袁熙坤进行了“将近10年的铺垫”。

　　20世纪80年代初，身为文化部国画研究院专业画家的袁熙坤，认识了日本大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她对我‘感冒’。”不久，袁熙坤和这位浪漫的使馆官员结婚，东渡日本。

　　到了东京的袁熙坤靠卖画为生，凭借自己的技艺，很快出名，成为第一个加入日本美术家联盟的中国画家，随后成为该联盟的第一个外籍理事。他的画不时出现在日本的各种展览会上。其间，中国首都博物馆曾在日本举行展览，袁熙坤作为惟一的随团画家，在日本各地巡回。

　　这期间不断有日本贵族和要员请袁熙坤为其作画。1989年，袁熙坤为当时的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冈崎嘉太平创作了一幅水墨肖像画，这幅画在日本引起了轰动，《朝日新闻》等几大报纸都把它登在显著位置。

　　1991年，在当时的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访华前夕，日本外务省的一位官员在和袁熙坤吃饭的时候问能不能给首相画像，袁熙坤答应了。当年的7月26日，他走进了首相官邸。这是海部俊树第一次请人画水墨像。

　　“我一下车，身穿藏青色西服的海部俊树就走上前握住我的手，用中文说‘你好’。”袁熙坤说。

　　他让海部俊树坐在会客厅一个紧靠窗台的单人沙发上，在近半个小时的绘画过程中，海部俊树配合得相当好，就是有些紧张，“我让他两眼看着墙上的一幅日本画，他就一动不动地盯着。”袁熙坤不得不请海部俊树放松些，顺便聊点什么。“海部俊树说，按照中国人的说法，他的脸有福相。我说对，牛大的力气不如芝麻大的福气。”

　　不过，此时袁熙坤的心情却远没有他的对答那样轻松，“当时就怕把海部俊树画成钱外长。”袁熙坤说。海部俊树长着一张娃娃脸，长相和当时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有几分相似，画得有误差，很可能让别人认错。

　　结果，他画得很成功，在海部俊树访华期间，中方将这幅画作为礼物送给首相本人。

　　最喜欢施罗德

　　在袁熙坤出版的画册封面上，密密麻麻全是各国政要的签名，“这不仅仅是我的作品，准确地说，应该是我和他们合作完成的作品。”

　　1992年4月，袁熙坤第二次应邀为政要创作画像，“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钓鱼台国宾馆为我做‘模特’。”

　　在袁熙坤的描述中，这位“世界领袖”极其随和，“他见面后就问‘我坐在哪里合适’。”不过工作显然更重要，当袁熙坤准备画笔的时候，加利秘书长说；“我应该听你摆布，但是有些文件要看，我可以工作一会儿吗？”

　　于是袁熙坤和加利都拿起笔，一个批阅文件，一个挥毫作画，27分钟后，政治家收拾好文件，袁熙坤也收住了毛笔。

　　“加利看着自己的画像，连声说‘好！好！’他非常高兴，表示要把这幅画放在家中显著的位置。”袁熙坤说。

　　6个月后，袁熙坤再一次被请到了钓鱼台国宾馆，这一次的模特是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当时刚刚结束与李鹏会谈的曼德拉问袁熙坤：“是静静地坐着呢，还是随便谈些什么？”袁熙坤说，还是随便些好。

　　“他问我是怎么走上绘画道路的，我说是因为交不出算术作业。他问我会几种语言，我说主要是汉语。”袁熙坤还清楚地记得曼德拉和他的谈话。

　　这次绘画只用了20分钟，袁熙坤把画像展示给曼德拉看，“他说了好几遍Good。”

　　此后袁熙坤又为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前总统克林顿和德国总理施罗德创作了肖像。“给施罗德的画像是在一个晚会上创作的，当时人比较多，我就在一个角落里先勾勒出一个速写，然后用水墨给他画好，晚会结束的时候拿给他看，他情不自禁地热烈拥抱我，”

　　袁熙坤说自己很喜欢施罗德，因为施罗德小时候家境贫寒，父亲很早去世。施罗德在安慰哭泣的妈妈时说过，别哭，以后我要开奔驰车来接你。“这体现了一种对家庭的责任。”

　　小联合国

　　如果要挨个统计，200来个政要是一份长长的名单，这个名单散布在袁熙坤十多年的肖像画生涯中。这其中大部分是袁熙坤和被画者面对面完成的，有近1/3是专门邀请袁熙坤为其画像，卡斯特罗肖像就是为了纪念古巴革命40周年被专门邀请过去的。

　　袁熙坤不否认通过这种方式提高了自己的名望，“给各国政要画像，也是架桥铺路的一种手段，人家要了解你嘛，我的基础就在这里了。”

　　高超技能和有效方式的结合效果是明显的，袁熙坤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他是第一个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和世界顶级文化殿堂—德国柏林博物馆举办个人画展的亚裔画家，他的画被西方专业人士定义为“袁氏中国油画”，并被很多世界著名博物馆收藏。

　　1997年，他的金台艺术馆落成，很多国家在这里举行本国的艺术展，白俄罗斯总统亲自来为艺术展剪彩，波兰和印度大使曾在金台艺术馆举行自己的国庆日仪式。“我这里就是一个小联合国。”袁熙坤说。

　　今年8月19日，他创作的邓小平雕塑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揭幕仪式，有30多个国家的使节到场，包括伊朗总统、巴基斯坦总统和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萨马兰奇在内的诸多政要为袁熙坤的小平塑像题词。一位钓鱼台的工作人员说，作为个人，能请到那么多国家的大使，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首先是小平的魅力大，但是换别人组织，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去。”

　　“昨天晚上美国大使还把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国内著名艺术家请到大使馆，说我们为中美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今年萨马兰奇85岁寿辰也要请我做雕塑。”袁熙坤压低声音说。

　　“站对位置”

　　袁熙坤在国际上获得广泛认同，在国内的影响也丝毫不逊色，不过他还是不断强调“艺术家要站对自己的位置”。“我给这个社会添彩不添乱，包括画人物在内，我要求自己要做到‘九分像，一分美化’。”

　　在日本的时候，日本外相对袁熙坤很关注，“他们说，袁先生，你入日本国籍吧。我说我不当‘中村熙坤’。他们说学一点日语吧，我一想起外语就麻烦了，因为年轻时候俄语就没过关，怎么能学好呢。我说不用学了。”

　　后来因为在北京盖金台艺术馆，收集在海外的文物，把它们运回中国，袁熙坤和自己的日本妻子产生了很大的矛盾，以至于后来打起了官司。

　　“我现在又到美国，绿卡已经有多年，出入境有特许。但是人要认命，你是什么，就在现有的基础上做好，而且要感谢上苍。”

　　1990年，袁熙坤当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第七届委员会常委，后来又被选为第八届、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他的画经常被中国国家领导人带出作为礼物送给国际友人，国务委员唐家璇和外交部长李肇星都曾为袁熙坤题词，在题词中称他为“和平大使”。江泽民与全体政治局常委曾在金台艺术馆听取朝阳区委做汇报，并曾在金台艺术馆所在的朝阳公园植树—后来这个场景被袁熙坤和美国画家合作制成了电脑油画，江泽民在上面题字“常青”。

　　“今年7月6号的时候，政协主席贾庆林同志专门来金台艺术馆视察，这对我也是很大的鼓舞。”袁熙坤说。“我是一个手艺人，作为艺术家，我不想靠说惊天动地的话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我就想老老实实做自己的事情。”

　　“需要就是自由”

　　在袁熙坤看来，任何人都要遵循一种自然法则，“要学会动脑筋”，而且“要掌握一种技能，学而优则仕，要让人家需要你，这需要就是自由。”

　　这个法则与袁熙坤的一段经历息息相关。

　　袁熙坤的父亲袁晓岑是中国著名的书画和雕塑家，师从徐悲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美协云南分会主席。少年袁熙坤所在的小学是当时云南最好的昆明师范学院附小，“那是一所‘高干小学’，学生都是云南高级干部和一些大教授的子女。”

　　上小学的袁熙坤没能加入少先队，因为他在被问及“谁是最伟大的人”时回答是“罗丹”，而且“经常交不出算术作业”。上世纪50年代，袁熙坤的很多同学一夜之间成为“大右派”的子女。“我既要和这些朋友继续交往，又要不被抓住把柄受处罚。”这时候，袁熙坤开始意识到要“用一些方法来适应这个社会。”

　　随着运动的升级，更多的人被打倒，挨批斗，但出身不好的袁熙坤一直没有挨过整。“因为我有绝活—会画毛主席像”。当时军管会对这位“会画毛主席像的年轻人”的接待规格已经上升到了“对毛主席忠不忠的地步”，“那时物质很匮乏，但他们还是杀鸡设酒来招待我，我就是一个‘神职人员’，为形而上学服务，画领袖像就是我的‘弥撒’。”袁熙坤说。

　　当时派系反复很厉害，经常是今天还请袁熙坤作画的派系头目，明天就变成了阶下囚，“我给另一派画毛主席像的时候，他们就在台下鞭打那些失败者。”

　　这些经历对袁熙坤的影响很大，他认识到只有被需要才能有自由，“让这个社会需要你，你才能得到相对的自由。”

　　虽然自己处境还过得去，但袁熙坤还是无法忍受天天看到同类之间的互相残害。于是他主动要求跟随一个“野生动物考察队”去了西双版纳，在那里做一个捕蛇者。袁熙坤曾经在他的著作中记叙过一次在热带丛林中与老虎相遇的难忘经历：“它和我对视了一会儿，很不屑地走过。我惊魂未定，发现它的肚子是圆的，显然刚吃饱，我很幸运。”

　　那次与虎的奇遇，令他忽然感悟到了许多从前未曾思考过的东西，“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是老虎的王者之气。”从此，他笔下的狮虎变得生动灵逸，并开始从动物绘画中呈现出一种哲思，他的“山君造像”集中体现了这种思考的结果。他告诫那些只能在动物园里观察动物的绘画者：“野生动物为了适应野外生存环境，身体都是扁的。”在乡下，他的技法未曾荒废，文革后即进入国画研究院工作。

　　“你永远要找准位置，列宁说，革命的文艺工作只是革命机器的螺丝钉，我能为中外交流做出贡献，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强盛。在柬埔寨，艺术家算什么呢？”

　　境界由繁到简

　　除了为世界政要画肖像外，袁熙坤还积极联系促成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回归，到目前为止已经收购了2000余件文物，出身世家，令他在甄别文物真伪上颇有心得，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收藏家协会副会长。

　　1997年，他修建了金台艺术馆，经常在馆里免费举办各种艺术展览。据袁熙坤介绍，金台艺术馆现在运作平稳，所需的费用很多来自他自己的稿费，还有一部分以他的名望募得。

　　作为政协委员，袁熙坤积极倡导环保，他曾经就云南抚仙湖污染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还积极参与“申奥”，利用自己在国际上的影响，为中国争取支持。袁熙坤还任中国慈善总会董事会副主席，曾赴安徽灾区为救灾第一线的群众写生。

　　作为画家，他认为有三件事对他的画技影响极大，第一是从小受父亲的督促临摹徐悲鸿等大师的作品，打下扎实功底，其次是30年前那只老虎让他开了窍，而近年来他从收集文物入手逐步感受到艺术由繁到简的境界。

　　他还有一件得意的事，他的儿子袁宏安现在是国家游泳队的队员，有可能参加2008年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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