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凌绿波解新诗 多情志摩轻轻来

　　记者 黄 卫/城市快报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据本市诗人、天津图书馆馆员王向峰介绍，1923年7月，回国不久的徐志摩，在天津文学团体绿波社的邀请下，来到南开大学暑期学校讲学。讲学的主要内容包括《近代英文文

学》十讲及一次讲演《未来派的诗》。这一次，在天津居住的时间约15天左右。但正是这15天，为天津刚刚兴起的新诗创作带来了缕缕清风。

　　“一条小河上，两个肥兵官在桥上打了起来，彼此不相让，两边的兵只好在旁边呐喊，却不敢前近。忽然扑通一声，两个肥兵官全跌到水里去了。”“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咦！后面的那段诗好熟悉，不正是现代著名诗人徐志摩(1897～1931)那首有名的《再别康桥》吗？至于前面的那几句，又是谁写的呢？也是徐志摩。1923年7月30日在南开大学暑期学校，他即兴创作了这首相当前卫的未来派新诗。

　　春风摆柳 “绿波”请来徐志摩

　　据本市诗人、天津图书馆馆员王向峰介绍，单单按照时间计算，成名后的徐志摩居住天津的时间加起来不会超过20天。1923年7月，回国不久的徐志摩，在天津文学团体绿波社的邀请下，来到南开大学暑期学校讲学。讲学的主要内容包括《近代英文文学》十讲及一次讲演《未来派的诗》。这一次，在天津居住的时间约15天左右。但正是这15天，为天津刚刚兴起的新诗创作带来了缕缕清风。

　　“早在20世纪20年代，赵景深、焦菊隐等人在天津发起组织的绿波社，成为新文学青年的聚会根据地。该社成员大都热衷于新诗创作，因此对徐志摩的‘西洋体’诗颇感兴趣。1923年6月徐志摩在北京做了《诗人与诗》的讲演，后经滕沁华、朱大楠整理成文，发表在赵景深主编的天津《新民意报》副刊《朝霞》上。这时，绿波社里的年轻人对于徐志摩有了更深的认识，由此也激发了邀请徐志摩来天津讲课的念头。经过赵景深与焦菊隐等人的努力，徐志摩答应在暑假期间到南开讲学。”王向峰告诉记者。

　　唯美诗风 文学青年挤爆课堂

　　早在1916年，年轻的徐志摩曾就读天津北洋大学预科。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1921年再赴英国留学，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1921年以后，徐志摩开始创作新诗，行文飘逸，语言优美，深得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要领。1922年归国后，徐志摩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在国内引起关注。1923年，他参与发起成立新月社，加入文学研究会，与各个社团、流派，各种报纸、杂志广为联系。王向峰介绍说，天津当时新崛起的一些年轻人，尽管诗歌作品不少，但局限于对外界了解不深，在作品上稍显欠缺，更希望与徐志摩进行交流。以文学评论见长的赵景深，当时曾评价这些年轻诗人的作品：“在艺术方面，我实在不能为其掩饰，确实是平常些。”

　　徐志摩应邀到南开大学讲课，绿波社在津社员均参加了听讲。徐在津讲课半个多月，由赵景深、焦菊隐详细记录了《近代英文文学》十讲及一次讲演《未来的诗》讲稿。讲课期间绿波社社员曾经去徐的住处拜访求教。席间，谈诗论文，徐志摩鼓励他们要多研习外国文学和翻译外国文学名著，并要多多阅读莎士比亚等名家原著。徐志摩离津前夕，绿波社成员邀请他到该社茶话叙别，并摄影留念。由于徐志摩在津发表诗作及在南大讲课，培养了不少文学青年，一些文学青年对他均以“师”相称，以后过从甚笃，交谊甚厚。

　　赵景深在《志摩师哀稿》一文中就谈及：“我对文学发生兴趣，是由于两位师长的鼓励，一位是洪北平，一位徐志摩。”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南开大学的讲堂场场爆满，融入诗歌境界中的青年，聆听了海外诗歌新风的声音。

　　大师新锐 场场均有重头戏

　　谈及当年的那次讲课，王向峰同样流露出一种羡慕的表情。“在当时的年代，能够聆听徐志摩的讲座，不亚于受到一次精神的洗礼。”徐志摩一生执拗痴迷地追求现实中的和梦幻里的“爱、自由、美”。他的这种理想在当时的现实社会里不仅不易开花结果，还常常遭到扼制与摧残。“理想主义”的碰壁，使徐志摩对黑暗的现实环境产生不满与反抗，同时他也把理想寄托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

　　“徐志摩曾在《自剖》一文中写道：个人最大的悲剧是设想一个虚无的境界来谬骗自己，骗不到底的时候，你就得忍受‘幻灭’的莫大痛苦。”虽然也常感幻灭的痛苦，但在美好的幻境里，诗人无疑可以找到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抗的精神世界，使得他那颗受损的灵魂得到抚慰。再者，对于一个富有浪漫主义气质和激情的诗人来说，他往往能在幻想的理想世界里找到灵感的泉源，使心灵想象的翅膀得以自由翱翔。

　　徐志摩的这种感受何尝不是那时的一些年轻人的想法。因此，当徐志摩开始讲解《近代英文文学》时，年轻人的心立刻就被他紧紧地拉近。“在那十次讲课中，徐志摩以‘文学的兴趣’作为开场白，开门见山地否定了小说作为娱乐性的功能。”王向峰向记者介绍，“徐志摩向所有在场的听众讲解道：‘人的品格是以书为标准的，读书是一种艺术……我们读书应当对它有种批评或是见解。’”带着这种观点，徐志摩实际提出了一个新的出版标准———精品！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徐志摩的诗歌、散文，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爱读，优美的语句，精品意识正是他所追求。”接下来的九次讲课中，徐志摩系统讲解了文学的同化、外国文学大师及其经典作品……对于希望了解外国文学流派与发展历史的年轻人，徐志摩还开具了别具一格的书单。每场讲课结束后，恋恋不舍的年轻人总要聆听一首徐的新诗方能离去。

　　诗人凋落

　　传说飘荡在天津

　　1931年11月19日，因林徽音要在北京协和礼堂为外国使节演讲中国建筑艺术，身在上海的徐志摩欲前去捧场，结果飞机失事。徐志摩的不幸遇难，在诗坛引起极大震动，惊起一片哀婉之声。

　　据王向峰介绍，在徐志摩遇难后，天津的诗坛有这样一个传说：在飞机失事的前一周，徐志摩忽然到剧作家熊佛西家做客，没有事先约定的熊佛西感到十分不解，因为每次徐志摩来之前，都是事先约好。在熊佛西的家宴上，徐志摩赠送给熊佛西一本诗刊，并不无伤感地说：“可惜这里的作者多数已经凋落(去世)。”熊佛西性好调侃，刚想说：“志摩，后继者将属君乎。”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时过一周，就传来徐志摩飞机失事的消息，令熊佛西痛苦不已。正如徐志摩诗中那样：“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迎娶陆小曼

　　天津益友帮大忙

　　自从南开讲课一别，徐志摩再没有长住天津的机会。偶尔从天津路过，也只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留给天津作为纪念的，却是在他的诗集《翡冷翠的一夜》中那首《三月十二日大沽口外》：“今夜守在大沽口外：绝海里的俘虏，对着忧愁申诉……”但，没有长住天津的徐志摩真的与天津断了联系了吗？那倒不是。徐志摩在“暗中”与天津保持了密切的联系。

　　中国话剧文学研究会理事崔国良告诉记者，南开话剧的倡导者张彭春与徐志摩有极好的私交。南开倡导话剧时，张彭春给在北京的徐志摩写信，请求他帮助搜集介绍诗歌话剧的书籍，徐志摩欣然应允，并自费给张彭春搜集相关图书。1929年11月19日，张彭春写信向徐志摩表示感谢，说“现收到‘诗歌’与‘戏剧’书籍118部，拟设立单独展柜在校陈列”。

　　崔国良介绍说，南开中学毕业班(男校)在1929年还上演了徐志摩与陆小曼合编的剧本《卞昆岗》，这部三幕话剧虽然剧情一般，但南开学生表演起来绘声绘色，将一个爱情剧完整地呈现给即将离开的学校。

　　多情的徐志摩在1925年陷入与陆小曼的爱情泥潭，尽管两人的结合遭到社会乃至家庭的反对，徐志摩还是做出了最后的选择。在准备二人的婚礼时，徐志摩却开始为难，自己的恩师———梁启超无论如何不肯担任证婚人。

　　这时，徐志摩想到了好友张彭春。崔国良告诉记者，在张彭春与胡适两人的劝说下，梁启超终于点头同意了这一请求，但任公却说必须让他在婚礼上行训斥礼。在北京婚礼进行时，大庭广众之下梁任公“骂道”：“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要痛改前非，重作新人。”盛典举罢，徐志摩与陆小曼南下定居上海。如果没有天津好友的出面，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礼恐怕要减色不少。

　　浪漫诗人 妙言精解“未来派”

　　徐志摩的诗及在津的讲课活动，在早期天津文坛有着广泛的影响，对天津文学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作为一个浪漫主义风格与唯美主义风格的诗人，徐志摩应当更多向当时的年轻人讲述英国浪漫诗歌的内容，甚至包括雪莱、拜伦等人的精美作品。但恰恰相反，徐志摩向当时的这些年轻人讲述了并非为他擅长的诗歌流派———未来派。

　　“未来派诗歌是1900年以后，由意大利人马拉尼蒂(Maranetti)创作的一种诗歌风格。他觉得许多人把意大利都当做图书馆或是博物院，专门考究古代的文明，蔑视现在他们的艺术，心中极为愤恨，于是主张破坏意大利旧有的一切文明，无论雕刻绘画建筑文学，一概不要，另外创造新的。一个作者只有20岁到40岁可以算作他著作的时期，此外的作品便须毁过重做。未来派诗人认为，‘现在’的一切都为物质所支配，眼里所见的是飞机、汽车、电影、无线电以及密密的电线和成排的烟囱，令人头晕目眩。未来派觉得外界现象变了，情绪也应当变，所以也就依着这样的特色来创作他们的诗。是由内感发出，使人沉醉，自己也沉醉；能把泥水般的经验化成酒，乃是诗的功用。千变万化，神妙莫测，极自然地写出，极不连贯，这便是未来派诗人的精神，他们觉得形容词是多余的，可以用快慢的符号来表明，并且无论牛唤羊声，乐谱，数学用字，斜字，倒字，都可以加到诗里去。他们又觉得一种颜色不够，于是用红绿各色来达意，字也可以自由制造。他们是极端的诚实，不用唯美的语句，铲除一切的不自然。未来派的人对于现实不满，不但不来超出世外，反将目光瞄向未来。未来派诗人讲求迅速，例如坐车总要坐特别快车；刺激，爱看官能感觉的东西；宣泄，听音乐爱听大锣大鼓；个性，实际上是倡导个性化与生活方式的改变。但是，徐志摩本身不是这种未来派诗歌的代表，也对这种题材的诗歌没有过多的研究。为什么他却在南开的课堂上讲解这种诗歌呢？这又说明了徐志摩的一个长处，即使不是‘我’的喜好，但作为一种诗歌的流派，还是应当介绍给聆听的年轻人，让他们了解。”

　　王向峰说，徐志摩在演讲中，较为系统地讲述了未来派诗歌的特点，并在演讲结束时，仿照未来派的风格，即兴做了几首“小诗”，上面那段“一条小河上……两个肥兵官全跌到水里去了”就是其中之一。“在我看来，这首未来派诗，还是有‘徐’诗的影子，好像不太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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