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选择一个私人的角度去观察社会

　　贾樟柯专访

　　外滩特约撰稿孙孟晋／文

　　自从贾樟柯拍了《世界》，他的电影走到了“地上”。关于他的态度也有了种种猜测，猜测总是猜测。如何继续为自 己的立场说话，如何坚持人格意义上的独立，这不仅是贾

樟柯本人，也是很多文化人正在思考的问题。

　　一个人只能代表他自己

　　孙孟晋(以下简称孙)：注意到在你的电影里面，包括《任逍遥》、《站台》。都喜欢用某个特定时代的流行歌曲来 突出时间概念，预示了社会的变迁。

　　贾樟柯(以下简称贾)：我觉得流行音乐是一种样本吧，把我们的生活从一个集体的意识里慢慢带到个人世界里。如 果回顾80年代，就不能忽视这个东西。我觉得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标志性的音乐，正好也为那个年代提供一个很好的提示。 《站台》是一个文工团的故事，它从一个革命文艺的文工团演变为一个流行音乐的文工团。

　　孙：《任逍遥》和《小武》一样，到最后都有绝望的情绪。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看似很熟悉，有时候你又会感到非常 陌生，是这样的感觉吗？

　　贾：对。包括在拍《任逍遥》的时候，我对我们剧组的同事说：“我们拍的就是熟悉的陌生人。”我们每天都在街上 看到他们，但我们没有专心关注这些人。这就是现实生活中所谓的刹那间的陌生感，这种陌生感对我来说往往是一种诗意的时 刻。现实生活中的诗意就往往由这些陌生感带来的。

　　孙：你的四部故事片都是以小城镇为背景或者主人公来自小城镇。这跟你的生活经验比较贴近，这里头是不是有一种 城镇情结？

　　贾：中国的城市有很多。但是我觉得中国这么大的面积，现实生活的差异是很大的，比如南方跟北方地区发展的不平 衡带来的现实的差异。问题是在我们的电影或者在我们的艺术里面，我们的另外一部分地区，另外一部分现实是遮蔽起来的。 当有一天，我有机会去表达的时候，我就要把另外一部分普遍被遮蔽的生活去表达出来。我觉得有这样一种心理现实在里面。

　　孙：最近刚看了《可可西里》。我看陆川就正如你所说的，他在试图打开被遮蔽的那一部分时，却显得非常无奈。《 寻枪》也是。

　　贾：我觉得最终还是每个导演自己的选择吧。有些人会比较曲折，有的人会比较直接。我自己还是喜欢比较直接的东 西。所以一直会遇到审查的问题。

　　孙：你是1970年出生的。我也注意到在你身上有这样一种共存的东西，就是60年的出生的人对某种东西的怀恋 ，一种追求，又有70年代出生的人的一种怀疑态度。这两种特质你好像都有。

　　贾：我们一生下来，在血液里面就有很多传统文化的负面的东西。比如好与人斗的斗争哲学，还有对妇女的轻视，包 括法西斯性。我觉得很多东西是需要文化的自觉性来克服的。在80年代有过一个文化反省的思潮，影响过生活在偏僻小城镇 的我。那时开始出现了跟自己作斗争的一种过程，在这种过程里形成一种自觉的文化意识。

　　打个比方，往往我们说所谓新电影、旧电影。我觉得能够被称作一部新电影，并不是你使用了什么花里胡哨的方法， 而是渗透在电影里面的一种真正现代精神或者现代意识。比如说我们以前看电影都是非常强加于人的一种电影，指导所有的真 理，它都有一个结论。我觉得这种东西起码在我身上不会发生，经过这么多年自我的斗争之后，知道一个人只能代表他自己。 以客观的、没有强加于人的态度去展示生活的面貌，再往下说，就是最起码我会选择一个私人的角度去观察社会、观察人，我 不会站在一个主流立场上来观察这个社会。

　　第六代很荒唐

　　孙：谈谈电影体制吧，整个电影体制有点壁垒森严。现在拍电影的门槛过高，比如说你一定要考上电影学院才更有机 会拍电影。

　　贾：对。我觉得这个制度非常不合理，它拒绝了很多人用影像表达自己，我们不像欧美国家的人只要对电影发生了兴 趣，马上就会去做。我们失去这个想象力了，根本没有影像生活。另外，我最反感的就是：当一些人终于跨过这个门槛后，他 们却更加神话这个门槛。我觉得我们应该一起来降低这个门槛。

　　孙：在国外的电影界会划定一些派别，比如新浪潮，我觉得都是从学术上去划分的。而我们的第五代、第六代的划分 是具有体制心理的，你是这样看的吗？

　　贾：我非常同意。那就是潜在的出身论。本来就不应该有这样的划分。从1989年开始拍电影一直到现在都叫作第 六代，这很荒唐。而且我觉得可比性也越来越少了。

　　孙：听说你最近在拍一个纪录片《静物》，能讲讲这部片子吗？

　　贾：是拍一些不爱讲话的人。比如其中有一个矿工，工作非常累，从井下上来后他就不喜欢说话。还有一个人30岁 之前话特别多，30岁之后就不怎么说话了。是好几组不喜欢讲话的人。我一方面拍这些沉默者的状态，另一方面拍这些沉默 者的空间。从一个人转到另一人的时候，要配上我喜欢的摇滚乐。这会非常极端。

　　孙：用什么样的音乐，你选了吗？

　　贾：基本上定了。两个人的音乐肯定会用的，左小祖咒和王磊。

　　孙：谈到左小祖咒，我顺便问一下，你是喜欢他的什么呢？

　　贾：我觉得他的音乐有很强的诗意。比方说他的忧伤的优雅。很多人说他的音乐很狂躁，我不认为。这种优雅是非常 小心地藏在尘土里面，穿过尘土的时候，我感觉到他这种气质。

　　孙：在这十几年里，中国电影通过国外电影节得到了很大的关注，但最近几年，它们对大陆的电影不像以前那样关注 了。

　　贾：我觉得是好事。以前有一种所谓的热潮，但过度的关注会原谅你的制作水平，原谅本身的艺术水平，是一种道义 上的支持。我觉得现在比较正常了，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是对作品本身的更加尊重。

　　我们是这样慌乱地

　　从体制里挣扎出来

　　孙：看过某些所谓的专家说：“贾樟柯的电影要真正成功就要被大众所接受”。大众的判断力在哪里？大众指的又是 谁？我一直很困惑。

　　贾：你说得对。我觉得大众不是仅仅数字上的表现，而且大众经常被某些人所挟持，大众又是谁？可能就是他自己。

　　孙：张艺谋这几年的艺术境界和以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你如何看待。

　　贾：他还是缺乏一种自觉的文化意识吧，所以他会朝着商业方向一路狂奔下去。我觉得，如果有一种比较现代的文化 意识和民主意识，是绝对不会拍《英雄》这样的电影的——这基本上是一种脑袋糊涂的表现吧。他也不是故意要这样，并不是 说他对权力有多大的一种热情或拥护。这是种一脉相承，比如《秋菊打官司》和《一个都不能少》，你会发现最终解决问题的 一定是一个体制的代表人物——都是权力的拥有者，都是权力的化身。

　　孙：最近大家都看了王家卫的《2046》，他的电影越来越注重个人审美趣味了。

　　贾：他比较沉溺。我也不喜欢《2046》，是很无聊的。我觉得他没必要花这么多时间极端沉溺在这些电影方法里 面，可能他没办法跟他的过去告别吧。但我对他特别有信心，我觉得他接下去的片子更值得我期待。

　　孙：你觉得应该以一种怎样的态度去清醒地面对未来？

　　贾：保持一个人的本质吧！保留人的习惯，在这个习惯里面要保持与人接触，面对人。我也没想明白，至少是保持一 种诚实，保持一种镇定吧。

　　孙：期望在你以后的作品里面有更多的这种镇定出现。

　　贾：我觉得能真正代表我内心世界的，可能是我接下来的第二部、第三部甚至是第四部影片。因为我们是这样慌乱地 从那样的体制里挣扎着出来，抖落了很多东西，我觉得应该承担某些东西的时候才刚刚到来。

　　(孙孟晋，著名文化评论家，诗人，策展人，现居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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