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别人作比较只会滋生我的骄傲

　　朱文专访

　　外滩特约撰稿李红旗／文

　　《海鲜》暴戾、乖张，体现了朱文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我们生活的世界，只不过是世界的赝品，而我们自己正是这 个赝品的制造者，正如片中某妓女费尽心思从自己生殖器

中找出来的伪钞。《云的南方》体贴、谦逊，朱文在表现宽容——不 仅宽容别人和这个世界，更重要的是要宽容自己，才能够从这个赝品世界中得到救赎。技术上，《云的南方》最值得一提的是 摄影。内地导演拍的电影往往充满抱怨，将环境表现得像是一个不值得人去活的地方；《云的南方》里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 美得不像话。

　　文学奇迹和电影奇迹不同

　　李红旗(以下简称李)：作为作家，你小说的销量一直不太理想，如果你是一个商业上很成功的作家，是不是就不会 选择去拍电影了？

　　朱文(以下简称朱)：我写作的那些年从来没有重视过销量，是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作为作家，我记得我作品 的发表、出版一直是磕磕绊绊，也从没有一个出版社花力气去推广我的书，我自己更是乐得不烦神。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小 说的传播还是可以的。关于你的假设——写作那么多年我肯定会厌倦的，会开始做一件新的事情。我想畅销不会改变我，就像 那么多年不畅销也没有改变我一样。

　　李：从作家到导演你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朱：以前我写的小说主角要么是“我”，要么是“小丁”，“小丁”其实也还是“我”，只不过换了个称谓。写来写 去，都是写自己。拍电影不一样了，目光更多地投向别人，觉得自己不那么重要了。

　　李：那现在对生活和对人的要求是不是会因为做电影而变得更宽容？

　　朱：从另外一个思路来讲可能更准确，我说过拍电影是我的人生实践，以前写作那么多年把自己变得过于独立了，这 并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拍电影可以鼓励你不要太迁就自己的个性，不要那么脆弱、敏感，从这些意义上讲，我说“拍电影是 我的人生实践”就变得有声有色了。一定是有点变化了，不知道是不是更宽容了。

　　李：在你还是一个作家的时候，可以非常独立地工作，将自己的才华充分展示出来，拍电影需要与很多人合作才能把 一个故事讲出来，与写作相比较会不会觉得多了许多障碍？

　　朱：二者的外在方式不一样，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工作方式。是一个人，还是很多人其实不是问题。两种创作的核心 部分是一样的，适应了习惯了就不会觉得是障碍。

　　李：你小说里最吸引人的是那些你称之为“写飞了”的部分，可以说完全“不由自主”，进入自由王国，你的这种才 能在拍摄电影的时候好像很难有施展的机会？

　　朱：自由是一种能力。你具有了这种能力就能创造奇迹。我会施展的，只是文学的奇迹和电影的奇迹是不一样的。

　　面对当前中国的现实

　　李：拍《海鲜》和拍《云的南方》时，你的想法有什么不同？

　　朱：拍《海鲜》，从某种角度对我而言是必须的，必须要拍这样一部电影来表达我对身处现实的基本态度，它是一个 具有颠覆性的作品，它的表达比较直接。而《云的南方》的表达方式是内敛的，其实《云的南方》更接近我的天性，更接近我 性格中温和、温情的部分，我希望自己性格中更多一些温情——温情，但是不要暧昧，不干不净不清不楚的东西我受不了。温 情是一种态度。《云的南方》和《海鲜》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面对当前中国的现实，对现实发言。

　　李：能不能给自己已经完成的两部影片打一下分？

　　朱：都及格吧，就当时的条件做那样说得过去。我的电影梦刚开始。我不愿意去跟别人去做横向的比较，我以前写作 的时候曾经说过，和别人做比较只会滋生我的骄傲。骄傲不是一个好的状态，妨碍你更高的追求。

　　李：成功地拍完两部电影之后，是不是觉得在技术上已经很熟练了？

　　朱：技术是一个永远在实践的过程。熟悉技术是一个优势，也是一个劣势，从这个意义来讲，我在熟悉它的同时也不 让自己过于熟悉。我有这个意识。

　　李：你在一个访谈里面曾经说过，不对社会产生作用的电影不会去拍……

　　朱：大概意思是这样。不只是电影，所有作品都是这样，一个作品跟它所深陷其中的社会或者说环境应该有一种紧密 的、互动的关系。如果你的作品跟你所处的现实不发生关系，我觉得没有意义。

　　地上的花朵，地下的根

　　李：我记得《海鲜》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奖后，你回来说电影这种游戏一点都不好玩了。

　　朱：我说过，对，我想是针对这个游戏的某方面而言的。“电影”本身不会，好玩得很。

　　李：虽然你不喜欢做笼统的计划，但是现在还是需要问一个别人会关心的问题，你对自己的下一部电影有没有大致的 构想？

　　朱：没有。我希望我的每一部电影都是独立的，不可取代的。

　　李：是不是现在有好几个可以选择的故事？

　　朱：也没有，故事是永远有，比如一、二、三，但是往往我会选择四。

　　李：下一部电影准备通过审查还是重新回到“地下”？

　　朱：就我现在的认识，我觉得还是应该拍“地上”的。

　　李：是不是觉得没有必要再去做一部地下电影？

　　朱：不是必要不必要的问题。我说过“地上的花朵，地下的根”，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地下”是一种精神而不是 形式，电影能够合法地流通，让中国人看到，这一点很重要。

　　李：在条件合适的时候，你会不会拍一部特别商业化的电影？

　　朱：有可能啊。电影本来就是商业嘛，但是我自己觉得特别商业化的东西在别人看来，可能一点也不商业，结果妈的 又拍了个艺术片。

　　艺术本身可能就是

　　艺术家的宗教

　　李：你好像对宗教一直比较感兴趣，这对你的工作有影响吗？

　　朱：我不是任何宗教的皈依者，宗教所关心的是人的终极关怀和灵魂归宿问题，这也是我一直关心的，所以我会去读 宗教方面的书、去进行体验，这和一个艺术家的创作是并行不悖的。尽管我不认同艺术创作是寻求真理的一种方式，但它的努 力从某种角度来说应该和宗教的努力是一致的。艺术本身可能就是艺术家的宗教。不管哪个门类的艺术家，他的创作活动就是 他认识世界的手段，就是他的功课。

　　李：以前，你总被人称作是描写欲望的作家，特别是对“性”不厌其烦的描述使作品显得很醒目。

　　朱：性的欲望在所有欲望当中比较单纯，也比较好对付一些。人不可能无欲，追求理想、追求幸福生活、追求悟道， 这都是欲望。欲望本身不是问题。

　　李：那什么才是问题？

　　朱：佛家说不能执着。人就像一个通道，五味杂陈、泥沙俱下，事情来了，事情去了，这些都不是什么问题，但是你 抓住什么东西不放，那就是问题。

　　(李红旗，小说家，诗人，独立电影人，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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