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志愿者到“播火者”

　　本报记者 李梓 发自四川凉山

　　昭觉县民族中学学生宿舍门口，贴着“八不准”，内容包括不准在宿舍里“打架、酗酒、抽烟、吸毒、休息时间唱歌、往窗外倒垃圾、私自拉电”。区区八条，凸显着这里的与众不同。

　　“这八条是我们来了之后，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的。以前这个学校甚至没有校规，东部地区的校规拿到这里来也根本不适用。”孙赫说。身为2004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10193名志愿者中的一员，孙赫还担任着浙江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团长的职务，他和其他9名同学在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支教。来到这里已经整整3个月了，对他们来说，西部正在由新鲜到熟悉，由惊奇变得平淡。

　　全都留在了县城

　　来到昭觉之前，每个志愿者都以为自己要去一所乡村小学教书，在8月份接受培训时，团中央青年志愿者部部长卢雍正也叮嘱志愿者们一定要不怕吃苦，到农村教育基层去。“来之前我看了很多有关小学教育的书。”浙大支教团成员张新觉说。这个活泼的女孩子被分到昭觉县纪委工作，这很出乎她的意料，“西部给了我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这在以前支教者的日记和报道中是看不到的。”

　　昭觉气候温和，交通和自然条件都更好一些。从西昌到昭觉100公里的公路崭新平坦，作为全国特级贫困县的昭觉县城也显然经过良好的规划，街道整洁而富有民族特色，这甚至一度让随时准备吃苦的支教团成员觉得“条件太好了”，但很快他们意识到了现实的问题。

　　志愿者在昭觉发现的第一个意外是他们全都被留在了县城，而不是像前几届那样到乡下教书。事实上，在这个彝族占人口97.3%的县，前几任志愿者都遇到了语言沟通的难题，“我们来之前基本没有想到这一点”。

　　也正因为如此，昭觉团县委在安排2004年的志愿者工作时，做了务实的调整。根据志愿者的专业把他们分配到公安局、县医院、县委宣传部等部门，昭觉团县委赫书记称之为“人尽其才”。

　　特级贫困县里的“全才”

　　康凯的电脑里，装着一份不成形的计划书。11月14日是彝族新年，有一周的假期，他利用这个空闲离开了昭觉，前往成都和上海，为当地的一种特产漆器寻找销路。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支教团的工作范畴。

　　“昭觉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3个月来，支教志愿者做的工作，包括替县里的机关单位维修了20多台电脑、筹备政府部门上网工程、参与了昭觉县服饰节的准备工作等等。

　　这些来自浙江大学和四川大学的志愿者，获得了安利公司的“安利名校支教”教育扶贫项目支持，加上所在大学各社团的捐款，志愿者们资助了希望班。每逢周末，他们就常常到乡下去，收集当地的教育和经济信息。

　　他们为昭觉的两所中学制定了校规，还购置了垃圾桶，一个由中学生组成的昭觉青年志愿者队伍，也在支教团的帮助下成立了。“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这会对他们的人生改变多少，但这肯定是一项有益的事情。”支教团成员王万成说。

　　改变的与被改变的

　　“我们开始时认为，观念和视野是这里与东部之间最大的障碍。”来自四川大学支教队的康凯在支教3个月后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康凯在县城最好的东方红小学任二年级教师，这个学校的学生大都家境较好，授课之余，他喜欢给学生们讲些关于外面的世界的话题，但他很快发现这些小家伙早已见过世面，他们中绝大部分去过西昌，还有的去过成都、北京。当康凯要求他的学生唱支歌活跃课堂气氛时，学生们唱的是《超级巨星》和《波斯猫》。

　　但在昭觉民族中学任教的志愿者陈岩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陈岩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生活困苦，陈岩说，他的学生在写作文的时候，会自然地谈到巨大的社会贫富差距，字里行间，常常出现对未来充满悲观的言辞。

　　“东部与西部最大的差距在于未来。”出生于1982年的张新觉来自中国商业最发达的浙江温州，她认为，在上小学的时候，她在温州所能拥有的物质环境与现在的昭觉差别并不大，但关键在于，这里缺乏一种东西——希望。“通过发展教育，温州现在人才济济，已经成为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但昭觉现在缺乏这种动力。”

　　在昭觉，缺乏希望是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县城工农兵小学的范文副校长也认为，许多农村家长不愿意送孩子上学，原因并不完全是贫穷，而是当他们看到那些读到初中或高中没考上大学的学生还是回家放羊时，就对送孩子读书失去了耐心。

　　因此，志愿者渐渐把自己定位为“播火者”，希望可以藉自己的努力为这里的孩子打开一扇通向外面世界的窗户。好几位志愿者都申请们来说，这是一笔奢侈的开支。

　　此外，支愿者们还带来了数码相机，这成了孩子们的最爱，他们总是乐不可支地希望老师把刚刚拍下来的照片翻给他们看。“我给孩子们讲关于城市的一切，他们总是用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打量我，但数码相机能让他们相信我没有吹牛。”一位志愿者说。

　　“现在，我们渐渐明白对于西部教育，我们能做的实在有限，如果拿一个小学来让我们教，最后我们肯定无法胜任。事实上是，我们对这里的影响很小，而这里对我们的影响却很大。”孙赫说。

　　在享用了一顿由当地政府提供的美餐之后，看着桌子上剩了一大半的饭菜，支教队员决定打包带走。“这够我们一个班的同学好好地吃一顿，他们平时每天就吃一个菜——盐水煮土豆。”王万成解释说，来到昭觉后，他们逐渐养成了就餐后打包的习惯。

　　而在昭觉，打包被认为是乞丐才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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