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巴东县艾滋山村调查

　　《新周报》记者荣海文

　　像打工一样去卖血

　　湖北省巴东县茶店子镇有一个叫三坪的地方，是竹林坪村、周家坪村和福场坪村三个行政村的总称，三个村靠一条乱石公路彼此相连。正是在这条并不起眼的山间小路上，从19

92年开始，走出了一大批三坪卖血者，他们带着干粮，坐着农用车，“像外出打工一样”，颠颠簸簸地走上了卖血求富的道路。

　　现年42岁的汪猛福是竹林坪村五组的村民，他们五兄弟都是1992年第一批到河南南阳等地卖血的三坪人，现在，五兄弟中只有他一个还健在。他向《新周报》记者讲述了在河南南阳第一次卖血的经历。

　　1992年10月，汪猛福找亲戚借了一百多块钱路费，同其他村民一道，辗转两天，来到河南南阳一个被称为“二机厂”的血站。

　　当时，在“二机厂”血站，阳性血单采(只要血浆)“一针”130元。所谓“阳性血”是指乙肝患者的血，按理这种血是不能用的，而据献血员称，阳性血是生物研究所用作科研和生产疫苗用的，所以，比阴性血要贵。而阴性血是没有乙肝的血，“一针”仅50元。一般情况下，“一针”两袋，共800CC。

　　汪猛福的血是阳性血，这让他很高兴，毕竟可以多卖一些钱。采血时，年轻的女护士让他躺在一张脏兮兮的床上，然后用橡皮管捆住的他的手臂，扩张的血管胀得像蚯蚓一般，“针头有火柴头那么粗，输血管有小拇指那么粗，怪吓人的。”

　　抽罢血，护士叫汪猛福躺着别动，随即，将他的两袋血和十来袋相同血型的血，同时放进一个洗衣机大小的“搅拌机 ”(离心器)里“搅拌”，半个时辰后，红色的血袋变成上红下白两种颜色。

　　汪猛福依旧躺在床上。他看见护士将血袋上半部分的红血球分离出来，又拿回到自己床边，挂上输液架，通过尚未拔掉的抽血针，输回到自己体内。而白色的血浆则被拿走，它们最后变成钱，揣进汪猛福的口袋。

　　然而，汪猛福至今无法确定，回输到自己体内的红血球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反正十来个人的血混在一起，谁知道输给我的是哪个人的？”

　　巴东县疾控中心提供的一份调查资料表明，从1992年开始，三坪三个行政村有204人到河南卖过血。而当地村民则称，“肯定不止这个数”。

　　村民叫它“南阳病”

　　自从村里有人开始卖血，宁静的山庄就开始变得不安起来。

　　三坪卖血队伍中，死得最早的，是一位姓谭的三十岁的小伙子。村民们说，他1994年回来后，好像得了一场感冒，就“走”了。

　　1996年开始，卖过血的青壮年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大家都以为是“血抽干了、体质弱了、抵抗力差了”的缘故。这些亡者生前症状都差不多，感冒、发烧、消瘦，临死时，枯瘦如柴、周身溃烂、淋巴异常肿大。

　　当地医院救治时，一般也只当感冒治疗，用药也没什么效果。医生和村民们没见过这种怪病，但他们渐渐发现，死者都到南阳卖过血，后来，他们干脆管这种病叫“南阳病”。直到现在，还有村民这样称呼。

　　巴东县疾控中心提供的数据表明，截止2004年8月30日，三坪三个行政村共死亡输血人员33人，平均年龄35 岁左右。而村民们说，死亡的人数并没有统计全，“有的卖血回来后不久便死了，但没有被统计上去”。

　　2002年七八月份，巴东县疾控中心的防艾人员首次走进三坪，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摸清卖血人员的底数。对自愿作检测(大部分卖血者及家庭成员不愿检测)的一百多名进行抽血，截止到2004年9月30日，已确认27例艾滋病感染者，年龄最小的4岁，最大的59岁。

　　艾滋患者亟需心理关怀

　　从2003年开始，三坪所有的艾滋病人都能免费领取治疗药品、免交农业税、艾滋家庭学生上学也免交学费，县政府还在三坪修了一座艾滋病温馨家园，专门为艾滋病人提供治疗服务。

　　湖北省卫生厅曾于去年初组织部分专家成立联合工作组，进驻巴东，协助当地政府进行艾滋病普查、宣传、治疗等项工作。

　　但记者在三坪采访时发现，艾滋病患者及感染者的生存境遇虽有所改善，但他们更希望得到心灵上的慰藉。他们希望过正常人的生活，希望不被人另眼相待，像从前一样与村民们交往。

　　“上面来的人有点怕坐我们的椅子，有的吓得直打颤，不敢喝我们的水，不敢吃我们的东西，这对我们伤害很大。” 一位艾滋病村民说。

　　许多艾滋病村民表示，再多的钱也治疗不了他们心中的阴影。

　　汪来民自从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整个人就变了，整个家庭也变了。尽管药物是免费的，过节时，政府还送来大米和慰问金，但妻子外出打工，已有几年没回来了，甚至没有一点消息，他似乎意识到她不会再回到这个家了。

　　听说有记者来村里采访，汪来民气呼呼地跑到半山腰，没说几句，就哭起来，粗糙的手边擦眼泪边说，我把痛苦装在心里，我本不愿流这个泪，我当过兵，我本是一个硬性汉子。

　　他接着提出来要和记者打架，“你过来和我比试比试”，说着说着，汪来民款起袖子“真的”上来了，而过了一会，他又提出要买啤酒给记者喝。

　　有村民偷偷告诉记者，汪来民得病后，“脑筋不大正常了”。

　　艾滋病人的下一代

　　汪小娟今年11岁，读小学五年级。

　　汪小娟的爸爸是艾滋病患者，已经快半年不能做农活了。汪小娟每天放学回家后，要挑水砍柴做饭，还要打猪草喂猪。由于力气小，一次挑水只能挑半桶。记者见到她时，她在灶屋里，系着青布围裙，给爸爸煮鸡蛋面条。旁边的火炕里，还熬着爸爸的中药。她含着泪说，爸爸是一个可怜的人，一辈子没过个好日子。

　　汪小娟的爸爸告诉记者，他什么都放得下，就是放不下他可怜的女儿。

　　福场坪村的谭波14岁，个子高高壮壮、皮肤黑黑的，俨然一家之主。他妈妈因患艾滋病，三年前就死了，他爸爸也是艾滋病患者，现在吃着艾滋病防治的药，下田干活已经明显不行了，只能当当帮手。

　　谭波10岁时就因无钱读书而辍学了。下学后，他撑起了这个家，到村里开会、犁田、到镇里去拖肥料，到亲戚家去借钱……

　　谭波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等爸爸的身体好了，自己能像村里其他人一样，出去打工，挣点钱，把老房子给翻修了。

　　(注：文中艾滋病患者及其子女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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