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高层的深切关注

　　来自高层的深切关注

　　“我和专家组力争在12月底之前，把这份呼吁尽快治理贵州石漠化方案的报告提交给高层。”12月2日上午，在长江水利委员会科学院办公室，接受《新周报》记者专访的资深水

土保持专家张平仓教授的语气里略显兴奋。

　　由张平仓执笔的《贵州石漠化治理专题调研报告》，源于11月中旬水利部和中科院联合对贵州石漠化进行的一次专题调研。这是一次让业界瞩目的高规格调研，调研组的领队为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在制定可行性报告之前，也是索丽生带队进行调研。此外，这次贵州石漠化调研阵容空前强大，19名专家组成员均为当前中国顶尖级的水利专家，他们中包括水利部总工程师刘宁、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副主任王秋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兼有“石漠化研究之父”之称的卢耀如、长江委员会资深专家张平仓等。

　　水利部水土保持司司长刘震向《新周报》记者谨慎证实，这份“调研报告”最终完稿后，“将由水利部和中科院联名提交给国务院，并将作为中央出台‘贵州石漠化’治理方案的最有效决策依据”。

　　几乎与此同时，国家发改委在2004年11月初也颁布了1529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做好西南石山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它被下发到贵州等西南8省、自治区、市。

　　这份看似普通的文件让贵州省安顺市水利局高级工程师吴国祥喜出望外，他高度评价“这份文件是个拐点，对贵州石漠化的治理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表明国家对石漠化的治理已经从关注和重视落到了实际操作的层面。

　　此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以及回良玉、曾培炎、陈至立等中央领导，都曾对贵州石漠化治理作出重要批示。

　　2004年11月，随同水利部和中科院联合专家组采访的一位《贵州日报》记者向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感喟：“这几年总是有专家不断前来贵州考察、论证、调研贵州石漠化问题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影响，真有点当初准备修建三峡大坝时的态势。”

　　这位副部长略作沉吟后，非常严肃地回答：“对贵州石漠化的生态影响问题怎么重视都不过份，我相信过不了多久，更高层次的中央领导都会亲自来贵州实地视察。”

　　据贵州省水利厅负责人向《新周报》透露，应贵州省政府和石秀诗省长的邀请，中央财经办、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和水利部将在最近再次组织联合调研组，到贵州进行石漠化“资金投入”的调研。

　　种种迹象显示，中国政府对贵州石漠化生态危机异常重视，已经进入到治理的实际操作阶段。当然，这种空前的重视，也彰显一个不容回避的残酷现实——贵州省的石漠化生态危害，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程度。

　　“石漠化”治理前景

　　“石漠化的有效治理是一个相当艰难和漫长的过程。人类要破坏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很容易，要重新修复就非常之难。”长江水利委员会资深专家张平仓教授对石漠化的治理，并没有表现出多少乐观。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贵州当地针对石漠化的治理工程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区板贵乡，一直是外来考察组必看的典型案例。

　　安顺市水利局水保科科长刘咏琴向记者介绍，近10年间，当地对石漠化严重的区域采取了以坡改梯工程、种植果林、修建小型水利水保工程、兴建沼气池等治理方法，国家共投入资金250万元，完成治理面积11平方公里。

　　这个治理工程前后最大的变化体现在村民收益上，治理前，板贵乡人均年粮食收成只有150公斤，年均收入只有120元，是远近闻名的极贫地区。如今，一个个被治理过的山头郁郁葱葱，载满了各种经济林木。村里一片红砖绿瓦，在治理区内有将近一半的农户都盖上了新房，很多农民家里还添置了冰箱、电视等电器。据介绍，在全乡外出打工的4200人中，已有近3600人返乡“就业”。

　　和板贵乡一样取得石漠化综合治理显著成果的还有石板桥小流域。当地一位分管的副县长介绍，该地的贫困人口已从1997年的3072人，减少到了764人，农民人均收入也由651元增加到现在的1800元。

　　对上述成果，前来贵州实地考察的专家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专家普遍认为，对某一地区看来显得“成熟”的治理方法，并不能简单地加以推广。

　　“在学术界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最科学有效的石漠化治理方法，” 贵州水利厅水土保持研究所吕涛主任告诉《新周报》记者，原则上说，目前贵州对石漠化的治理“都还处于摸索阶段，只能说是边治理边研究，在治理中研究，在研究中治理。”

　　张平仓对目前在贵州石漠化治理中通行的“坡改梯工程”，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他认为，石漠化严重的地方，既不能通车，更没有其它先进的运输工具，只能依靠当地农民用背篓一筐筐把山下的土背到山上去造田，“往往两个农民一年的时间也只能造一亩田。但它的成本太高、效益太差，不宜广泛推广。”

　　另外，对石漠化治理中“兴建沼气池工程”，张平仓也有疑问。此工程的关键之处在于利用牲畜粪便作为原料来产生沼气，为农民提供燃料，以此杜绝当地群众对山林的砍伐。但张平仓认为，这个方法只适合在植被比较好的地区推广，“在石漠化本来就已经十分严重的山地，几乎没有什么植被，哪有那么多供牲畜所需的草料呢？如硬性推广，其结果就是出现人畜争食，这显然违背了石漠化治理的本意。”

　　张平仓认为，对石漠化的治理应该遵循水土保持工作最基本的原则——重在“因地制宜”，贵州当地要警惕在治理中生搬硬套某些“成熟的模式”。

　　专家们惟一能够达成的共识是，治理石漠化的重点应该放在轻度和中度的石漠化上，与此同时，要特别下大力气预防潜在石漠化的继续恶化演变。至于对那些已经无可救药的重度石漠化区域，唯一的正确选择，就是完全放弃治理。

　　对解决石漠化治理的有效资金渠道，除了争取国家“专项资金”外，中国工程院院士卢耀如先生提出了“生态补偿”观点，他希望受益贵州石漠化地区的电力部门和用户能向当地以补偿的方式，从每度电价中提取一分或者二分的微利，解决资金难题。

　　在一般人看来，当前在石漠化治理中，最为简单有效的方式是移民。人对脆弱的生态环境的危害与破坏是最大的。

　　对此，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局副局长范慰铭提出了明确的不同意见，他认为整体移民的难度太大，几乎没有一个合适的地方可以容纳下如此庞大的移民。再则，如考虑向外省迁移，难度也非常大，会带来一连串问题，比较行之有效的方式是“疏散”，譬如采取提供有效岗位增加就业的方式，将石漠化严重地区的人们逐渐疏散到适当的地方去。

　　曾经两次深入贵州考察石漠化问题的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当务之急，是首先要解决石漠化地区群众的吃饭问题，环境和生态的修复还应该摆到第二位去。吃饭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当地的群众如何会响应对石漠化的治理呢？”

　　专家普遍认为，防治石漠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无论是生态建设还是扶贫攻坚，都必须首先从治理石漠化的技术手段上来加以有效保障，它需要的必须是一套综合的措施和办法，需要有关部门的共同配合，任何一个部门或者仅仅采取单一的措施都难以有效的进行石漠化治理。

　　眼下，在各种文件和场合中，对贵州石漠化治理提的最多的一个口号是：贵州的石漠化的治理问题，既是一个突出的经济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水利部水保司司长刘震对《新周报》记者表示：“看起来，这句口号很空洞，还显得有点形而上学，但只要你慢慢体味，就会明白它的确是非常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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