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从天鹅绒革命到栗子花革命

　　11月24日，当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现任总理亚努科维奇以微弱多数选票当选乌克兰下届总统时，一夜间这个东欧大国陷入到一场持续至今的风潮中，反对党领导人尤先科的支持者发起了连续多日的抗议。西方社会普遍质疑选举的公正性，而俄罗斯则宣布承认大选结果。被称为1991年来东欧地区最重要选举的乌克兰大选正走向有着风向标意义的十字路口。

　　一年前，当人们在格鲁吉亚“玫瑰天鹅绒革命”后分析乌克兰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格鲁吉亚”之时，乌克兰总统库奇马曾信誓旦旦：“我可以完全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在任何情况下，格鲁吉亚的‘天鹅绒革命’都不会在乌克兰重演。因为，乌克兰不是格鲁吉亚，乌克兰人也不是格鲁吉亚人，且两国政治格局完全不同。”

　　一年后，也许人们记不起库奇马总统做上述讲话时那自信的神情了，但今天的乌克兰却恰恰正在经历着其自1991 年独立以来最为严峻的政治危机。11月27日，乌克兰议会通过决议，宣布11月21日举行的乌克兰第四任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结果无效。

　　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处：同是独联体国家、同是美俄争夺的战略要地、同是北约东扩的最前线、同是西方色彩浓厚的反对派领导人、同是人数众多的街头“和平革命”，就连“革命”的细节也都如出一辙：支持反对派的示威民众为争取军警的同情而纷纷把鲜花插在防暴警察的盾牌上……

　　面对这一连串似曾相识的情形，人们陷入深思：从一年前的“玫瑰天鹅绒革命”到一年后的“栗子花革命”(橙色的栗子花是基辅市的市花，也是尤先科竞选时所选择的代表颜色，因此反对派称他们的运动为“栗子花革命”)，独联体各国果真进入了“多事之秋”？如果说一年前的格鲁吉亚“玫瑰天鹅绒革命”尚不能让人确定是一场偶然还是“多米诺骨牌”的开端，那么今天的乌克兰“栗子花革命”是不是“玫瑰天鹅绒革命”的继续翻版，进而引发独联体各国“多米诺骨牌”效应呢？

　　危险的先例——“天鹅绒革命”

　　选举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它本是一个公民行使自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神圣时刻。近一、两年来，选举却成为了独联体各国政府不得不面对的“洪水猛兽”和社会稳定的“定时炸弹”。无论是总统大选还是议会大选，独联体各国领导人总是一副“严阵以待”的架势，生怕别有用心者借机破坏社会稳定、搞出什么难以收拾的大乱子。选举成了独联体各国政局的 “高危时期”和各国领导人面前“一道难过的坎儿”。

　　去年11月，格鲁吉亚“天鹅绒革命”开创了独联体国家中“反对派通过和平的革命方式民主更替政权”的“先河” 。“革命”成功后，“格式革命”的领军人物萨卡什维利第一个出访的国家就是乌克兰。访乌时，萨卡什维利没有与乌总统库奇马见面，却与乌最大的反对党“我们的乌克兰”的领导人尤先科打得火热，两人分别代表各自的政党签署了“合作协议”，旨在“促进欧洲-大西洋一体化”。萨卡什维利当时毫不避讳地宣称，他支持乌克兰的国内反对派，并要加强与他们的合作。他预言，乌克兰也会发生“玫瑰革命”，并认定尤先科将在乌总统大选中获胜。

　　此后，格鲁吉亚成为了美国在独联体范围内打造的“民主样板”，而谢瓦尔德纳泽的个人遭遇也成了独联体各国现任领导人的“前车之鉴”。为了防止重蹈覆辙，独联体各国领导人纷纷采取措施，以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今年9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就曾不无忧虑地说，“格鲁吉亚的‘天鹅绒革命’是对所有独联体国家的挑衅。而格‘天鹅绒革命’经验和做法的广泛传播将弱化独联体各国内部的稳定，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阿卡耶夫的话音刚落，他的预言便开始在乌克兰应验了。

　　从“绝对权力”到“脆弱稳定”

　　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各国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被西方国家视为衡量“民主”尺度的议会民主、多党制、公平选举、言论自由等政治要素，先后通过了“富有民主精神”的宪法，并依法实行总统制及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

　　10多年来，独联体各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与独立之初相比，多党制与议会民主制在形式上都有所完善。据记者统计，在独联体各国之中，除摩尔多瓦总统是由议会选举产生外，其他11国的总统均由全民选举产生，而绝大多数国家的议会也是由本国选民直接选举产生。

　　但这些国家在形式上采用西方政治体制的同时，相应地保留了自身政治生活中的特点，即总统拥有“绝对权力”，出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现任总统确立和巩固了“大总统、弱政府、小议会”的总统制政权结构，使独联体国家近几年来实现了可贵的稳定，也为推进改革、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奠定了社会基础。但独联体各国现任总统的一些“作派”却不符合美国人的“民主标准”，各国在政治生活中的某些做法也远不合西方社会的胃口。因此，独联体各国的“民主状况”常常受到西方媒体甚至美国领导人的指指点点。

　　其实，独联体各国的政治稳定仍相对脆弱。“大总统、弱议会、小政府”的政治架构，使国家政治前途和命运往往系于总统一身。尽管多数国家实行了多党制，但使该制度真正发挥其作用，也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在有的国家政治反对派处于地下状态，这一点比处于明处的反对派更危险，对国家未来稳定构成潜在的威胁。现行干部垂直任命的管理制度有便于管理的一面，但由于干部因此只对上级负责，也存在干部缺乏监督的一面。在国家转型过程中，各国都出现了干部腐败的问题，有的国家还相当严重。这些都使独联体各国的表面社会稳定之下正在“暗流涌动”，也为美国人以“民主”为借口干涉独联体各国内政提供了口实。

　　从“免费午餐”到“美式民主”

　　苏联解体后，美国便启动了“支持新生独立国家”计划。近年来，美国坚持不懈地借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渠道，利用各种方式对这些“新生独立国家”进行全方位渗透，要把它们打造成符合“山姆大叔”利益的“新型民主国家”。

　　对俄罗斯及其他前苏联国家援助，是美国对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进程施加影响的重要手段之一。有人计算过，近10年来，美国政府通过“自由援助法”和美国政府各部门制订的名目繁多的“单项计划”向前苏国家提供的财政援助总额达210亿美元。但“山姆大叔”的巨额援助都有先决条件：受援国必须进行必要的改革，以利于提高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安全；美与受援国的进一步合作应以该国在“民主社会和市场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为基础。除了这两个条件外，有的援助还附带五花八门的条件，有的援助被规定只能由援助国来支配，受援国无权或基本无权过问。

　　“帮助前苏国家保持社会稳定并加快民主改革”是美对这些国家援助的“主要的、长期的”战略意图。据报道，1993 年至2003年，美国用于帮助这些国家进行“民主改革”的专项援助就有90亿美元。“山姆大叔”动用一切资源在独联体各国“培植民主土壤、营创民主气氛、物色民主骨干、树立民主榜样”。近年来，除了与一些独联体国家签订促进民主的协议外，美国政府还帮助独联体国家制定和修改包括宪法及选举法在内的各种法律、组织和监督选举、培训法官、支持独立媒体的发展、开展各种教育交流等等。

　　起先，这些“民主改革”方案主要借助各国政府的力量来实施，但当“山姆大叔”发现各国政府并不完全按自己的意愿进行“改革”时，美国政府又将专项援助转向了这些国家中的“年轻一代”，制定了形形色色的青年学者交换计划，实行“ 软渗透”。把崭露头角的独联体各国政治精英送到美国去，让他们亲身体验美国的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据统计，自1993 年至今，共有9万名来自前苏国家的商人、大学生、政府官员在美方援助下到美国留学、进修、考察。而这些人回到祖国后又纷纷成为本国政界、商界的精英，其影响力自然不可小视。

　　同时，美国还积极资助一些非政府组织。有消息称，经过美国3年的努力，2002年，塔吉克斯坦第一个激进的非政府组织在该国获得合法注册。2002年，在美国暗中支持下，哈萨克斯坦的反对派成功地注册了独立的政党。有了美国政府的支持和一些非政府组织的鼓动，独联体各国内部的反对派也不断地整合，择机向现政权发难。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今年4 月就毫不客气地关闭了“索罗斯基金”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分部，以防止该非政府组织“兴风作浪”。

　　独联体正在进入“敏感时期”

　　这两年来，独联体各国正在进入“领导人更替”的新时期，这又为美国人“借民主说事儿”提供了可乘之机。依据独联体各国的现行宪法，总统任期一般为5～7年，而总统连任又不得超过两届。除了摩尔多瓦总统沃罗宁(2001年4月当选)、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2003年10月当选)和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2004年1月当选)之外，独联体其他9国的总统都已进入第二个任期，其中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已经“到站了”。这就存在一个“政权如何交接”的问题。

　　分析人士指出，独联体国家在政权交接时易出问题，新总统的选举会使这些国家的稳定局面面临严峻的考验。而各国总统在任期内一旦发生变故，也可能导致政局动荡。因此，对独联体各国的未来政局是否能继续保持稳定仍有理由存在某种担心。

　　独联体各国的现任总统当然想把权杖交给自己“信得过的接班人”，俄罗斯也愿意看到一位“能够继续执行现行对俄政策的独联体国家领导人”的出现，而美国则希望一位“致力于推行民主和市场经济、与西方世界持共同价值观的新领导人” 的问世。这样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独联体国家现政权＋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国内反对派＋美国”的两大阵营，如今的乌克兰总统大选就是这一情景的真实写照。于是，人们就会轻易地在独联体国家的选举中发现选举背后晃动的大国身影。

　　苏联刚解体后，一些美国人曾乐观认为，新独立的国家将会很快变成“民主国家”。但十多年过去了，美国人却惊奇地发现，独联体各国的“民主进程停止”了。美国的一些人权组织甚至指责，中亚和外高那些曾被称为“过渡中的国家”实际上是在“向专制主义过渡，而不是向民主过渡”。“9·11”事件后，为了取得中亚及外高各国政府对阿富汗反恐战争的支持，美国人不得不把“民主”暂放一边，一心“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军事合作”。如今，美国大兵进驻中亚已成定局，于是美国人回头又捡起了“民主”这一法宝。

　　“多米诺骨牌”效应会发生吗？

　　乌克兰的“栗子花革命”是否会在独联体各国内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是由独联体各国的诸多内部因素和外部国际环境所共同决定的。此外，此次乌克兰的“栗子花革命”以何种方式结束也将是我们判断这一问题的重要依据。如果乌反对派依然能够通过“不流血”的方式实现“改朝换代”的话，那么这对独联体其他国家的反对派来说势必是个“莫大的鼓舞” ，而独联体国家的反对派活动肯定要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期”。这正是“多米诺骨牌”效应发生的必要条件。

　　在格鲁吉亚“天鹅绒革命”至乌克兰的“栗子花革命”期间，美国人也曾尝试在亚美尼亚和白俄罗斯克隆“格式民主革命”。

　　2004年4月，亚美尼亚国内的反对派就曾想借鉴格“天鹅绒革命”的成功经验发动了一次“亚式天鹅绒革命”，逼现任总统科恰良下台。但亚总统科恰良果断地采取了行动，制止了事态的恶化。今年10月中旬，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通过全民公决获得了第三次参加明年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的权利。为此，美国大为不满，布什总统签署了对白俄实施了经济制裁的法案，并指该法案将一直实施到“美国总统确认白俄政府在民主方面已出现明显的进步”为止。上述事件表明，“和平革命 ”并不是美国在独联体国家内推行民主的一剂“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其实，美国在考虑是否在一个国家内实施“和平革命”时也是有所选择的，即这个国家的现政权是否是“一个美国人希望看到的政权”。2003年10月份阿塞拜疆总统大选时，阿国内的反对派也指责阿当权派在选举中有“舞弊”行为，并于大选结果公布当天上街示威游行，但阿利耶夫在极短的时间内平息了事件。当时，美国人就没有对此事“过分追究”，而是对阿塞拜疆这种“子承父业”的政权交接方式采取了默认的态度。显而易见，在独联体地区，美国人经常挂在嘴边上的“民主 ”只是“根据利益可以随机应变的形式”，因为其战略利益的得失远远大于他们对推行民主的热衷。至于什么时候需要“民主 ”、需要什么样的“民主”，那自然是根据其战略利益的需要而定了。

　　近日，美国人对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的“亲俄举动”已明显表示出了不满。目前，美方的代表正频繁地与吉国内的反对派和亲西方的媒体代表会晤，为明年即将举行的议会和总统大选做准备。据悉，今年3月，美国国务院就曾邀请吉前总理巴基耶夫和穆拉利耶夫、前外交部长伊马纳利耶夫等人访美，对美国选举的“民主程序”进行实地考察。美国国务院负责欧亚事务的副国务卿帮办帕斯科在会见这些人时曾直言不讳地说，“至于吉2005年的总统大选，我想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权应该变了。”此话透露出来的“杀气”颇让人玩味。真不知，在美国式“民主”的大旗下，究竟还要发生多少次“天鹅绒革命 ”。

（《新周报》特约记者 关健斌 发自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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