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陕西《华商报》、《西安晚报》等媒体不约而同地关注起同一个话题：陕西青年作家青黄不接。在这些媒体的字里行间，不无焦灼与鼓呼的味道。陕西文坛的头面人物也纷纷发言，为四十岁以下的陕西青年作家怎样在全国文坛横空出世而建言献策。
今年是陕西作协成立五十周年，半个世纪以来，陕西已向全国文坛贡献出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魏钢焰、陈忠实、路遥、贾平凹、高建群、邹志安、京夫、红柯、
杨争光、叶广芩等文名皆具的一大批著名作家，堪称文坛重镇。尤其是1990年代初期和后期两次“陕军东征”以来，陕西这片文学热土更是在全国文坛炙手可热。
细细数来，建国后陕西第一代作家应该包括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魏钢焰等人。在他们当中，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和柳青的《创业史》，就分别在战争和农村题材上树起了全国性的两座高峰，李若冰则第一个从柴达木盆地向全国发出了工业建设信息；王汶石的短篇小说在全国文坛可算翘楚。1980年代以来，陈忠实、路遥、贾平凹、高建群、邹志安、杨争光、红柯等第二代作家跃上中国文坛，他们分别以《白鹿原》、《平凡的世界》、《浮躁》等厚重、大气的作品奠定了在全国文坛不可动摇的地位。
据不完全统计，陕西四十岁以下的省级作协会员有二百人左右，其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十人左右。而在全国范围来说，虽然秦巴子、朱鸿、狄马、爱琴海、李春平、安武林、寇挥、刘亚丽等也偶露峥嵘，但就整体而言，真正形成气候的第三代作家则面目模糊、籍籍无名。陕西文坛和媒体此次的焦虑点就在于四十岁以下的陕西青年作家，尤其是1970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的整体“缺席”。
陕西作协副主席贾平凹认为，对于青年作家来讲，不要试图去培养他，因为真正的大作家是培养不出来的。而只要是个人才，他迟早会脱颖而出，你不让他走这条路也不行，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写作而来的，我们有时只需要给他提供一块园地或阵地，让他去尽情表现，用作品说话。陕西青年学者马平川认为，这些青年作家写作资源相对匮乏，而对日新月异的当下生活又缺乏准确把握与表现能力。他还认为，路遥、邹志安等作家为文学殉道的悲壮精神令人钦佩，但可能永不会再有了。时下一些很有才气和悟性的青年作家，大多喜欢仓促上阵、跑马圈地，自误前程。马平川建议，全社会都应当重视、关心和支持青年作家，使他们真正能够挺身而出，延续陕西奔腾不息的文脉，真正在全国文坛具有话语权。为了实现文学勃兴，陕西作协设立了“吉元文学奖”，用以奖励陕西青年作家的优秀文学作品，资助青年作家作品的出版。陕西作协还组织实施了“一百名企业家扶持一百名青年作家”活动。-特约撰稿 蒋峰
名词新解
“鸳鸯蝴蝶派”
朱健国
“鸳鸯蝴蝶派”当时有徐枕亚、程小青、范烟桥、周瘦鹃、顾明道、张恨水等。不少人认为鸳鸯蝴蝶的典故出自清代魏子安小说《花月痕》两句诗”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而较早批评”鸳鸯蝴蝶派”的是周作人，1918年4月19日，周作人在作《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讲演中，提及徐枕亚的四六骈文小说”《玉梨魂》是鸳鸯蝴蝶体”。周作人说”鸳鸯蝴蝶体”的意思是指专写艳情的小说。1919年1月12日，周作人在《每周评论》发表《论”黑幕”》，文中写到：”到了袁洪宪时代，上下都讲复古，外国的东西，便又不值钱了。大家卷起袖子，来做国粹的小说；于是《玉梨魂》派的艳情小说，《技击余闻》派的笔记小说，大大的流行；”周作人在这里把鸳鸯蝴蝶派作为复古思潮的一种表现。与此同时，在1919年1月1日出版的《新潮》杂志上，署名志希的《今日中国小说界》一文，将民初的小说分为三派：一为”罪恶最深的黑幕派”，二为”滥调四六派”，三为”笔记派”。其中，在”滥调四六派”中就列举了徐枕亚的《玉梨魂》和《余之妻》、李定夷的《美人福》和《定夷五种》。
现在看来，用”鸳鸯蝴蝶派”来概括民初上海文坛上的出现的这种新的小说倾向，也未尝不可。应当说，”鸳鸯蝴蝶”文学努力在建立一种适合现代都市商业运作机制的文化形式，它的类型化操作(小说人物、故事、道德以及形式的类型化)使得它比较容易找到固定的消费者。同时，通过尝试，它实际上已经建立起某种形式的文化市场：一定的写作者同一定的阅读之间的良好供求关系。从这层意义上来说，这是晚清的传统文人，在民初通过这一形式完成了自己谋生方式的转变，都市生活也由此出现了新的文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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