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厂工人先受益 一天只干八小时

　　记者 孙薇/城市快报

　　“本市宝成纱厂于昨日(1930年2月16日)起，开始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实开中国劳动界之创例。”《大公报》这条消息刚一刊登，宝成纱厂的工人一片欢腾……

　　1930年2月16日，天津市宝成纱厂率先宣布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将此制度真正引入中

国。

　　宝成用新规 实行八小时

　　当天上午在厂内空地举行了庆祝活动，厂里贴满了红纸标语，工人们喜上眉梢，毕竟这一制度的实施将意味着他们从此不要再受“包身工”的苦。

　　当经理吴镜仪宣布该厂即日起改为八小时工作制时，工人们高呼“增加工作效率”、“实行劳资合作”、“实行八小时工作”等口号。

　　工会代表刘东江也鼓励工人们“表现合作之精神，为工厂之模范，劳资协调，共谋纱厂前途之发展，工友尤应忍痛须臾，助长生产能力，发达营业，以济待救孔殷之中国，方不负工人应有之责任”。

　　三班八小时 歇人不歇机

　　当时，媒体将宝成纱厂实施的“八小时工作制”简称为“三八制”，为什么叫做三八制呢？原来宝成纱厂改制后，将工人们分作三班：早晨6点到下午2点为第一班，下午2点到晚上10点为第二班，晚上10点到次日早晨6点为第三班。

　　据吴镜仪称，“当时纱厂里所有工人都是每天工作12小时之久，无暇顾及私事。如果工人有私事或生病请假，势必造成工厂停工。工厂因此蒙受损失不提，工人们因整天埋头工作，身心都得不到休息。因此，工厂决定实行劳资合作，试行八小时工作。”

　　宝成纱厂算了一笔账，《工厂法》颁布后，如按十小时工作制计算，周日如给工人们放假，全月将损失48小时的生产量，实施三八制后，只须停机32小时，多生产了16个小时；按照工厂法，童工和女工不准做夜工，如果按十小时工作制的话就没法安排班次，而改成三八制后则可将他们安排在第一班或第二班；三八制实施后，将工人的工资计算方式改为计件制，并不会增加厂里的工资负担，反而有利于提高生产率。

　　新制便利多　效率大提高

　　宝成纱厂的计算是准确的，三八制实施后，不仅工人得到了休息，而且工作效率有所提高：每日能出纱30余包，每包约重400余磅。

　　“当工人12小时工作时，精神散漫，厂内秩序与清洁，皆有缺点，夜间尤甚。盖夜班工人，通宵达旦，工人疲劳，状类怠工。迨此次改革后，夜班工人，晚10时上工，天明6时止，是已睡足而来，故精神甚振，夜工出工，反更精细。又据工人所谈，皆称新制之便。厂内秩序，概是整齐。而据此一周统计，全厂出口不较750人工作时为少，工人则已多得4小时之休息。”

　　据吴镜仪讲，以前1个工人管铜丝车10部，改制后则管理20部；以前3个工人管理2部纺纱车，改制后1个人能管理一部；其他各项工作效率也都得到了提高。这样改制以后的宝成纱厂仅仅新添了数十名工人。

　　特别是，改制之后，宝成纱厂在机器上装上了自动记数表，每台机器每班生产多少锭纱一看即知，纱厂也用这个来衡量工人的工作量，并承诺工人超额完成分给奖金。

　　同行担心多 告到公安局

　　宝成纱厂三八制的实施在当时无异于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一块石头，让同行感到奇怪也感到了威胁。宝成纱厂的经理吴镜仪似乎事先预感到了这种情况，并未提前宣布。1930年2月16日当天，各纱厂负责人也是看到各大报纸才得知此事。

　　一接到消息，北洋、裕元、华新等各纱厂的负责人担心自己厂里的工人学习宝成纱厂，向厂主要求改为八小时工作制。厂主们认为，如果同意改制，很可能会赔本，而如果不允许则担心工人们会罢工引起工潮。因此先后赶到公安局谒见局长，请求防止工潮。

　　劳资双获益 媒体评论高

　　八小时工作制的实施，岂止是让工人得到了休息，资本家获得了利益，更是有媒体把其捧到了拯救民族工业的高度。

　　当时有评论家认为，福特汽车之所以能行销世界，不惧同业竞争者，原因就是其出产的汽车价格低廉，根源就在于福特公司善于利用“劳工制资本”。减少工作时间，提高劳动效率，就是福特公司降低成本的两大法宝。宝成纱厂实施八小时工作制，就是运用了新式企业管理方法，使劳资双方同时获得了利益，“此次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终是打破现状之大胆举动，为新中国企业界前途计。”

　　苦水泡大的天津“包身工”

　　“我那时候给厂里的工程师做勤务员，其实就是男保姆，虽然比其他车间里工作的工友们稍为清闲一些，但一样也是被打被骂没有人权。”解放前在裕丰纱厂干活的鲁光寅回忆道，老人一提起当年的生活满脸辛酸。

　　“那个工程师的太太说话尖酸刻薄，对我更是没有好脸色，动作稍稍慢了，轻则骂重则打。一天工作12个小时，没有休息日可言。骂呀、打呀其实都没啥，大家不都是这么干过来的吗？最惨的是到月底发钱的时候，给多少太太说了算，给多少是多少，根本就没工资一说。”

　　“我只不过是个保姆，就已经够受的了，更别提在车间里工作的工友了。”鲁光寅一提起那些工友们仿佛回到了那个受人剥削的年代。他擦了擦眼角的泪花，接着向记者叙述那段伤心的历史。

　　据鲁光寅回忆，解放前在天津纱厂工作受剥削最严重的是“养成工”。顾名思义，就是与企业订有固定养成期的学艺合同的未成年工人，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学徒制。鲁光寅告诉记者：“我们这些穷哥们儿经常在一起聊天，倒一倒心中的苦水。听一些相熟的工友们说，有一个叫杨花的养成工就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进厂的时候杨花才14岁，家里兄弟姐妹多，实在养不起，于是托了个熟人担保，七凑八凑地交上保证金，送进纱厂当养成工。养成期是6个月，期满后还有3年的服务期。“养成工在养成期和服务期内必须住在厂里，不准回家。由于吃住都是厂里给的钱，所以没有任何报酬。可那吃的、住的比太太家养的狗还不如。”

　　说是养成工，其实和正式工一样的生活。每天“六进六出”，即早晨6点上班，晚上6点下班。由于营养不良，杨花的个子特别矮，够不着纺纱车，只能是拿个板凳垫在脚底下。那时候为了节省劳动力，需要两个工人看3部纺纱车，杨花只能是不停地搬着板凳跑来跑去。

　　车间里的花衣(纺纱时弹出的纱絮)雪片一样，到处飞飞扬扬，没有一块干净地方，头上，车上，地上都是。鲁光寅告诉记者：“夏天热得要命，车间像个蒸笼透不过气；冬天又特别冷，四面通风的车间，别说是暖气了，连个炉子也没有，只能靠不停地干活取暖。连口水也没得喝，干得喉咙里直冒烟。一天工作十几个钟头，吃饭也不准关车，断头又多得要命，顾上接头就顾不上吃饭，等接好了头，再从饭盒里抓把冷饭往嘴里塞。这时饭上沾满了一层龌龊的花衣，不吃吧，肚子饿，支持不下去；吃吧，那些花衣也得吞下肚里去了，时间长了肯定生病。在车间里呆上一整天，累得头昏眼花，连手脚也不灵活了，别说是人了，就是铁打的身子也吃不消！”

　　晚上6点下班，回到厂里的宿舍之前还得接受抄身婆的搜身，稍有反抗就是一顿毒打。

　　可怜的养成工们在养成期内根本没有报酬，但是必须遵守规矩。经理到底订下了多少条规矩谁也数不清，只知道迟到要罚，打瞌睡要罚，在厕所梳头要罚，离开车间要罚，连站在窗口看看外边也要罚。去方便都要领牌登记，不准超过规定的时间；吃饭也给规定时间，一顿饭不准超过10分钟，超过了就要罚。

　　杨花好不容易熬过了养成期，以为能拿上和正式工一样的工资，谁知道老板又说在服务期内，工资一般只有正式工的一半。杨花只能咬牙再接着干。正在长身体的杨花，每天吃得少，干得多，天天呼吸飞尘、花衣，17岁的时候就得了肺病，可工头没一点同情心，还是逼着杨花上班。咳嗽每天都在折磨着杨花，使得她越来越瘦。后来工头看杨花实在没什么油水可榨了，就一脚把她踢出了工厂，那时候离她的服务期满还有一个多月。

　　“其实，杨花即使没有病，到她服务期满也会被工头随便找个借口解雇的。资本家还会找新的养成工来替代她。”鲁光寅含着泪说。

　　据史料记载，1929年国民党天津社会局的调查表明：天津几个大纱厂雇用童工共二千三百五十人，占全体工人的13.96%，其中女童工占大多数，童工的平均年龄仅12.3岁。

　　八小时工作制

　　“八小时工作制”首先是英国工会号召，继而通过1886年芝加哥工人大罢工而成为国际性的宣传口号“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教育”。而这一口号传入中国则是在1919年。

　　国际劳工组织在建立之初，即非常注重对工作时间的国际立法。1919年，第一次大会通过公约草案，规定“工业工厂工作时间：每日八小时，每星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1920年5月1日，北京、上海、广州、九江、唐山等各工业城市的工人群众走向街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劳工立法保护则始于北洋军阀时期。1923年北洋政府公布《暂行工厂通则》，规定：“幼年工每日工作不得超过八小时，成年工不得超过十小时；成年工至少给予两日休息，幼年工至少三日。”这是北洋政府第一个关于劳动保护的专门法规。“虽然未经国会通过，仅以农商部令发布，但在中国，实为工厂法的第一声。”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对劳工立法保护的力度加大。先是设立劳工局，又于1928年春，将劳工局合并为前工商部之劳工司。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工厂法》真正在中国将八小时工作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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