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如一夜新规定 大车小车靠右行

　　记者 张 博/城市快报 1946年1月1日，天津街头的交通秩序稍微显得有点乱。街上来来往往行驶的车辆，有的靠右侧通行，有的靠左侧通行，行人们则大多从道路的中间走路，根本不去理会机动车。

　　“尽管从1945年12月中旬开始，天津的交通当局就开始宣传要实行右侧通行，但在实施交通规则转变的第一天还是有许多人不太适应。”年过八旬的原河西区政协副主席梁孟

儒老先生介绍说。

　　据梁孟儒介绍，从1945年12月中旬开始，天津的主要干线路旁的电线杆上悬挂着一些非常醒目的大牌子，牌子上刷上白色的漆，中间是数尺见方的黑字，上面写着“右侧通行”、“禁止停车”等不同的标语，在字的四周有红色的勾边。

　　交通规则初改变

　　那年元旦有点乱

　　在1946年1月1日当天，天津警察局全体警察出动，在天津的各主要路口维持秩序。国民政府交通部公路总局天津运输处(后改名为国民政府交通部天津区办事处)的人员也到干道上指挥交通秩序，但当天的交通秩序只能用还算可以来形容。

　　“在1946年1月1日前，市民们就已经了解到了天津准备改变交通规则，但让习惯了左侧行驶的人们一下子改变过来确实有些难。我到现在还对右侧行驶不太适应。”解放前就在新闻媒体工作的张道梁老先生这样介绍，虽然距离那次交通规则的重大变革已经过去了将近59年的时间，但张道梁先生告诉记者，他现在上下公共汽车还有些不太适应，原因就是在他年轻时已经习惯了左侧通行。

　　深秋闻得改变声

　　担心美军要肇事

　　“我记得1945年深秋，天津警察局曾经把我们这些汽车公会的主要成员集合在一起开会，开会之前没有透露半点儿关于会议内容的风声，大家心里都有些忐忑不安。”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出租车的梁孟儒对那次会议印象很深，因为当时日本刚刚投降不久，美军已经开始登陆天津，大家都以为当局要勒索这些汽车公会的同仁们，“记得那天上午，我因为车行里面有事情，所以到的稍微晚一些，早已经在会场等着开会的汽车公会的同行，正在那里小声议论着。”据梁孟儒回忆，当时有人说可能又要加捐了，有的说可能美军要征用汽车了，反正说什么的都有，大家也都是在胡乱猜疑。经历了日伪的8年统治，汽车公会的人已经怕了，就怕被勒索，被敲诈。

　　“等到主持人宣布开会，并告知大家开会内容时，我们才放心，原来是通知我们从1946年1月1日开始，交通规则改变了，从原来的左侧行驶改为右侧行驶。”虽然比预想的被勒索要好了许多，但汽车公会的一些人还是感觉不太妙，“当时大家都知道美国兵开车横冲直撞，担心改变规则后，大家不习惯，引发更多的车祸。”尽管有抵触情绪，但梁孟儒他们心里清楚，这场变革是谁也无法阻止的。后来，天津曾经对交通肇事的数字进行统计分析，1946年1月至3月间，天津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78起，其中48起与美军有关。从这一点上也能够看出梁孟儒等人的担心不无道理。

　　七十年前开出租

　　左侧行驶成习惯

　　“当时我在汽车修理厂工作，以前曾经开过出租车。”说到这里，梁孟儒老先生从书架上拿出了一个汽车模型，“看，这就是我曾经开过的出租车，当然这个模型不太准确，应该比现在多两个车门。”这是当年美国产的轿车，“我当时买的车，用现在的话来说是辆二手车，我在现在的渤海大楼那儿等活儿，一般同时要拉6位客人，一个客人收几十个铜元，有时晚上在跑马场附近等着赌马的人，当赢了钱的客人出来时，都会到天津的几家有名的餐馆吃顿饭，这时候价钱要稍贵一些。”

　　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开出租车的梁孟儒亲历了这场交通规则的改变。“我记得当时刚刚开始实行右侧行驶的时候，经常能够看见车祸的发生。”梁孟儒回忆58年前的事情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有电车与三轮车撞车的情况发生，也有时是两辆汽车相撞，“主要是当年的行人和汽车司机对于右侧通行感觉不适应。”

　　当天交通问题多

　　八项建议没效果

　　“我记得在1月1日当天，虽然有许多警察维持秩序，但还是有些乱，而且行人对交通规则的改变似乎没有过多地关注，仍然我行我素，对于我们这些机动车司机来说，感到非常不方便。”梁孟儒这样看待当年右侧通行第一天的天津交通。

　　没过两天，天津警察局通过报纸向天津市民提出了8点改进交通的建议，但没有形成正式的规定。许多市民在马路中间行走，有时还聚集观望，不利于交通顺畅，基于此，警察局希望天津市民能够在便道上行走或是靠右侧通行；自行车、人力车和三轮车在过路口时尤其是向左拐时速度较快，成了天津交通秩序上难以解决的问题，根据新的交通规则，这些车辆应该在路口靠右侧通行，并且在转弯时降低速度；通过桥梁时，市民喜欢聚集观望，不利于交通运输，警察局希望市民不要在桥梁上停留；在实行右侧通行前，汽车驾驶速度很快，根据新的规则，汽车在市区内要限速，一般要在时速20公里以下；汽车左拐弯时，一般都拐直弯，根据新的交通规则，除交通警察允许，汽车左转时，要绕过警察岗楼拐大弯通行；对于通行市区的马车等畜力车，在改变交通规则前，一般没有限制速度和驾车方式，警察局希望不管畜力车是载货或是空车，畜力车的车把式不要坐在车上赶车，而是走在地上赶车，这样畜力车车速就会明显降低；对于等候电车的市民，一些不良习惯也应该有所改进，许多市民在等候电车时，都在马路中间等车，按照新的交通规则，市民们应该在电车站台上等候，没有站台的地方，市民要在便道上等候；市民站在电车脚踏板上或是卧于电车尾部上，这样做非常危险，警察局特别就此提示市民，要注意安全，不要在电车的这些地方停留。

　　由于上述问题仅是天津警察局的建议，没有形成正式规定，所以，这些建议在以后的几天内没有得到回应，因此，警察局不得不迅速出台了一个改进办法。

　　右侧通行仅四天

　　四点规定限交通

　　在实行右侧通行4天后，天津市警察局就发布了改进交通的四点规定，有些前文提到的建议成了明文规定，这些规定主要针对的是机动车行驶，当时发生车祸的原因有一点就是机动车在超车时，还是习惯从车的右侧超车，实行新的规则后，右侧超车就容易发生车祸，于是，警察局规定，汽车、自行车、三轮车和人力车在超车时，要从车的左侧超车，不要乱跑，这样才能避免车祸。提到这一点，梁孟儒老先生从纸上画了一个草图，根据这个草图对右侧通行超车的原理进行讲解。“你看，左侧通行时，从右侧超车不会与迎面行驶的汽车相撞，而实行右侧行驶时，再从右侧超车，就特别容易发生机动车与人力车的相撞。”

　　“当时的很多行人过马路时不遵守交通规则，经常随意乱闯，尽管有些地方已经划出了人行横道线，行人也不按照横道线的指定区域通过十字路口，我经常在十字路口看见机动车撞伤行人的车祸。”梁孟儒介绍说。针对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的现象，天津警察局也做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对于有人行横道线的地方(当时称人行横道线为安全地带)，如劝业场、中原公司(今百货大楼)、东南角、官银号(今东北角)等地，行人在通过这里的十字路口时，一定要在安全区域内行走，上了便道后，也要在指定的安全线内行走；没有划人行横道线的地方，行人在通过十字路口时，要左右看清，在机动车辆少且没有危险时再通过；如果是带着小孩过十字路口，一定要把小孩抱起来，以免发生危险。

　　19世纪末期，天津的街头上开始出现了自行车，到20世纪40年代，骑自行车的人数明显增多，“当时有些骑车的人带人通行，或是自行车的后架上驮着很重的东西，有时一到路口时或遇到紧急情况时，处理不好，就会发生危险。”天津警察局当时没有禁止车后带人，而是希望骑自行车的人不要带人，但是明令禁止带小孩出行，同时对自行车后架上驮着的物品宽度进行限制，一般左右的宽度不允许超过一尺，前后的长度不能超过3尺。

　　由于海河穿越天津市区，海河上架设了不少桥梁；同时，天津还有一些地方开通了地道。这些地方，按照新的交通规则，行人又应该怎样通过呢？金钢桥、万国桥(今解放桥)桥上的便道较为宽敞(在当时看来)，可以不限制左右，行人可以任意行走；对于桥上便道较窄的胜利桥、金汤桥、金华桥、金钟桥、旱桥、张庄大桥、西大桥、大同桥、大营门桥和耀华桥以及其他桥梁，行人则应该一律靠桥的右侧便道行走。在穿越地道口时，行人应该按照右侧通行。

　　月余又出新规定

　　行人必须靠右行

　　“发出这样一个改进通知后，我们再驾驶车辆上道后，明显感觉交通稍微顺畅了一些。”梁孟儒告诉记者。

　　在改为右侧通行的一个月后，国民政府交通总局天津区办事处又对天津市区的交通规则提出了一些新的管理办法。从当时的情况看，机动车的行驶算是走上了正轨，但是行人的交通观念还没有改变，针对这个问题，该办事处提出，对于有人行道的马路，行人在通过这些地方时，一定要在人行道上行走；如果没有人行道，一定要靠马路的右侧行走。行人在横向通过马路时，一定要看清楚路面上有无机动车辆，之后再穿越。针对有些好事者喜欢在马路上围观，该办事处明文规定不允许行人聚集，以保证路面行车安全。

　　民国年间，天津城区的干道上还经常能够看见马车等农用车，对于这部分交通工具的行车规则，国民政府交通总局天津区办事处也提出了明确的规定：牛车、马车、骆驼车和骡车、驴车等，一律靠右侧通行；成群的小牲畜也要靠右边行走；同时，天津的公路上不允许放牧牲畜。

　　针对交通规则的改变，该办事处还对车辆的牌照进行限制，对于1700辆准备申请登记的车辆，要经过该办事处和天津警察局和社会局调查车辆来源，之后，再颁发纸制的捐牌，分别贴在前后车窗上。同时，汽车捐照限定3000个。

　　就这样，在酝酿了数月后，在1946年1月1日这天，天津的交通规则正式改变，右侧通行成了当时人们必须遵守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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