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天称地尺斗秤 统一标准全翻新

　　记者 黄卫/城市快报

　　走进天津计量研究所的档案室，一排长短不一的老式杆秤、铜尺静静“躺”在陈列架上。管理员贾京梅告诉记者：“放在这里的各种度量衡实物档案，是中国加入万国权度公约后，在1930年制作的第一批国家标准度量衡器具，全国只有六套，天津这套的器具编号为44号。这些杆秤标准器具中，最长的一根有一人多高，称量超过200公斤。”1930年，天津成

为当时中国第一批统一度量衡的试点地。

　　度量衡实际上就是日常所说的“尺(度)、斗(量)、秤(衡)”，“斗”的概念在现代人的脑海中基本消失了，但“尺”与“秤”却是人们日常生活所离不开的。

　　新制要推行 天津搞试点

　　天津计量研究所副所长艾学璞介绍，计量标准制度是国家主权地位的标志，也是国家税收的一个基本要素。商业税收看似是一个数字，但这个数字是通过商家的经营活动计算出来的，如果商家计量仪器(如布商的尺子长短不一)有问题，不但顾客要吃亏，国家税收也要随之减少。鸦片战争后，不平等的《天津条约》规定，中国对外贸易往来的计量均以外国的度量衡制度为准。因此，自鸦片战争后，天津的计量进入一个混乱时期。即清政府的营造尺、库平制和英、法、德、日、意、俄等各国计量制度在天津并存，这就是历史上“海关权度制”和“中国度量衡制”并行，形成“关平”、“关尺”。这种计量制度标志着中国当时已丧失了主权国家的国际地位。

　　艾学璞介绍说：“当时中国的‘一丈’布和英国进行交易需按14英寸折算，和法国交易需按3.055米折算。折算后，按外国计量器具计量结果进行交易。清末民初，政府也曾一度想推行度量衡统一，但终未成形。”

　　1929年2月16日，当时的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度量衡法》，随后又相继公布了《度量衡法实施细则》等14种法规。此法规定了“工商部设立全国度量衡局，各省及各特别市设立度量衡检定所，各县及市设立度量衡检定分所”。

　　艾学璞告诉记者：“1930年初，国家养成所为各省市培训具有大学理工科及高等中学毕业学历的一级检定员。当时，南京、上海、天津、浙江、山东、福建六省和特别市，是第一批统一度量衡的试点地区。为开展工作，天津特别市领取了‘工商部依原器制造副原器’，全国统一编号为‘44号’的尺、斗、秤、砝码一套。天津是当时统一度量衡工作法规齐备、人员达标、组织机构落实、标准设备精良的全国先进计量管理机构。”

　　新式度量衡 要求各不同

　　习惯于中国传统计量称谓的人们，恐怕至今还保留着中国人买东西的习惯。“这个东西来1斤，那个来2两。”而售货员也心知肚明，不会产生误会。但如果对外国人这样说，恐怕就要闹笑话。“1斤是多少？2两又是多少？”在给他解释后，才能让他明白。“噢，原来是半公斤和100克！”

　　“公斤”、“克”就是国际上统一认定的计量单位，如果要和外国人做生意，只能用这种计量的国际语言和他们打交道。“1929年的度量衡法，就是为与国际接轨而制定。”艾学璞告诉记者。

　　1930年4月15日，天津特别市度量衡检定所成立，在全市推行管理度量衡法令法规。这是天津单独设立的计量管理和计量检定机构的开始。按照法规的要求，从这时起，老式的计量器具就被禁止生产，所有的制造单位，开始生产新式器具。按照1929年的度量衡法，度量衡的标准采用国际通用的规定：长度单位以公尺(米)为单位，容量以公升为单位，重量以公斤为单位。同时，各个计量单位还有一些标准进制单位。但是，为了照顾中国的传统习惯，法规也同时承认中国“市用制”的存在，即斤、两、尺也是合理的计量单位。但是，这些中国的传统单位与国际标准有了一个标准的换算。艾学璞说：“当时‘1斤等于多少两’，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规定，有的地方是16两1斤，有的地方是18两1斤。度量衡法实行后，1斤才固定等于了16两。”

　　对于新式度量衡器具的制造，先后出台的法规也进行了严密的规定。比如，法规规定副原器(国家下发地方的标准检验器具，用于校验地方计量检验所计量器具的准确性)必须以合金制造，地方其他寻常器具除特殊外，可以用金属或木、竹为原料；法规规定长度为二公寸(20厘米)到半市尺(16.65厘米)的竹木尺，厚度在1.5公厘(1.5毫米)以上；尺子测量长度越长，要求材料越厚。

　　五人管全市 检验最难搞

　　作为首批推行新制度量衡的试点城市，天津统一度量衡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1932年底，天津就打出了新年(1933年的农历春节)统一度量衡，使用新式度量衡器具的口号，并开始收集销毁旧式度量衡器具。一些警察按照政府安排，负责统一收缴本辖区的老式度量衡器具。1933年的农历春节(1月26日)度量衡划一采用分类推行办法开始实行，先推行度器(尺)，再推行量器(升斗)，再推行衡器(秤)，所有不能修改使用的老式器具，开始被逐户收缴。

　　尽管政府规定1933年底完全实现度量衡统一，但推行机构的先天不足，让这项本该很快搞定的事又向后延了一年。推行此项新制度量衡检定所，只有1名主任和4名检定员，而且主任还是一个兼职。当时天津全市大小商店总计4万余家，以5个人的力量，想要要求全市商家，显然力不从心。无奈之下，只好改变推行办法，依照商会系统下的各业公会(共七十余个)，劝其公会会员试用新器。调查发现，在尺、斗、秤三种器具中，比较容易推行的为秤，其次为斗，最不好推行的为尺。检定所工作人员既少，又要事半功倍，只能从最容易突破的地方下手，于是茶食业、青菜业、干鲜货业、油业、海货业、煤灰业、炭业中，新式杆秤很快推行。旧衡制中，鲜货行业每百斤抽税二五，今商家换用新秤，以前每百斤的货物，可秤至110斤，若按斤缴税，则肯定多缴。改秤固无不可，但使商家无端增加负担，恐怕这才是商人们最反对的。

　　推行新式衡器的过程中，检定所的4名检定员如同上满发条的机器，整天奔波于大街商店之间，几个月下来，每人最少都掉了十几斤肉。不过，在暗访中发现，即使表面上使用新式杆秤的店家，也有部分采用偷天换日的手段，当面应付检查，过后我行我素。其中既有顾客不理解的原因，也有商人的个人因素，在有店铺的商家中，多数真正改成新式器具。但马路边卖菜的叫卖小贩，检定员根本无法使其遵令改秤。检定所曾派出检定员赴各小菜场严查取缔时，小贩一经得知，扛起自己的东西就四散逃逸，检定员一走，又回到原地继续叫卖。假使检定员发狠捉了两三人送交公安机关处罚，也依然无效。

　　布商最反对 改尺他吃亏

　　在拟定推行的改制中，度器(尺)的推行首先受挫。由于租界商号不遵行推行法令，原本应当在1933年春节推行的新尺，在无声的抗议中被无限期推迟。天津绸布纱同业公会及门市布业公会各代表抗议说，只有华界实行在营业上势必受大影响。华界的门市洋布商店是改行新度量衡制的直接受害者，全市洋布商店约近300家，除在租界的商店外，约200余家加入门市洋布同业会。1932年后，各家营业已经显得清淡，使尽了促销手段仍不见起色，各家为防赔本，已经只能靠薄利多销来维持，在不蚀本的条件下，凡是进门的顾客都能满意而归。令现代人不理解的是，新推行的新度器每“尺”比较过去布店用尺缩小了“二分”(约1厘米)。在尺小而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商家本处于有利地位，即便使用新尺而价格略减，也不致亏损，似乎推行上应该没有问题。但当时的商人却不这样想，他们顾虑的，是都市推行新度器之后，农村是否连带推行，华界推行之后，租界地内是否一并推行。当时的农村使用的“老广尺”，比城市使用的裁尺还要大，新尺上市后，两者相差更多。都市人对于用尺的大小，有时不甚注意，但乡民对于一寸一分的增减，都会斤斤计较。假如农村人购买1丈布，以裁尺计数，较其广尺相差为2寸，而用新尺度计，则相差4寸(13厘米左右)。老实的主顾，自认倒霉。但难缠的顾客，难免不与商家纠缠不休，因为改行新制而得罪顾客，落个坑害顾客的名声，这可是各商店无论如何不敢做的。

　　同样，租界内的商家也看到了难得的“商机”，法租界的一个洋布商，因华界推行新度器，便备妥广告标语等，等待时机一到，就开展宣传，与华界的商店抢生意。

　　茶商成本乱 药店药难抓

　　1934年，检定所下了最后通牒：7月1日起，全市必须推行新衡器。对于茶叶店和药店，这无疑是个“坏消息”。一般的茶叶店只好装聋作哑，静候最后的变化，如果大家都改用新秤，“我”也改。

　　茶商最不服气的，是全国的改制未能同时实行。当时购自福建的茶叶，当地每百斤茶，运到本市可秤出103斤；由杭州购来的，每百斤运至津可秤足105斤。由外地前来批购的茶商，讲价则以津秤为标准，有时来茶成本虽有所提高，但门市零售并不变更。日久天长，购买者与销售者，都形成了固定的买卖价格，如果改换新秤，大家都会感到不便。另外，新秤重量较小于旧秤，如果价格不变，恐怕有些顾客会认为是欺诈行为，而损害店家的名誉。

　　相对于药行，根本的不便还不是单纯的价格问题，而是如何在短时间内适应新的重量单位。药店的丸散膏丹，各种配药重量都要求严格，一分一钱的增减，都会影响药效，甚至引起药物作用的变化。譬如“细辛”不过钱，这是医生熟记的，麝香、冰片、羚羊、犀角、虎骨等药中珍品，医生开方时，更不敢胡乱配用。改行新秤后，一“钱”的重量，比旧秤减少约0.2克。如果是普通药，影响还不会太大，但如果是麻黄，细辛之类的，一经过量，病人服用后就可能导致不幸。

　　经过长时间的推行，度量衡新制终于在全国实行了，新老交替带来的麻烦，也归于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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