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海涛和殷国茂身不由己

　　本报记者蒋志高

　　尚海涛和殷国茂的命运让人想起一首歌：曾相爱的为何分别，和不爱的年年月月，一生不可自决。

　　尚海涛：“我是个战略家”

　　“我醒得最早，也起来得最早，但最终事情还是没干成。”64岁的尚海涛坐在他略显简陋的办公室里，回忆起多年 前的往事。

　　1987年1月，时任山西潞安矿务局局长的尚海涛在中国率先建成了第一个现代化的矿区。

　　尚海涛在1988年获得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称号。“这在当时是很高很高的荣誉，在煤炭系统是第一个，山西省也 只有一个。”这位1963年从焦作矿业学院毕业后就来到潞安煤矿的大学生局长忆起旧事，仍然神采飞扬：“我1988年 达到的指标，1995年全国还没有一家能达到。”

　　尚海涛说自己对获得这个荣誉并不十分看重：“我不是很激动，因为我觉得我干的工作并没有那么出色。虽然说这个 企业是全国第一个现代化矿区，但是那个标准是很低的。这是在中国国情下制订的标准，和世界水平比是很低的。”

　　潞安历史上隶属于秦始皇所规划的“上党郡”，尚海涛亲自书横幅一副“与上天为党”。 “我的企业要和最先进的 企业并驾齐驱。1987年我达到了国内最好的企业，我应该达到国际最先进的企业。”他说：“真正的企业家首先是战略家 ，不应该和过去比，和上级指标比，而应该和先进比。”

　　此后，这位自认为是战略家的局长开始了自己的大构思。

　　他研制成功了“总采方定位技术”。“这是最新的技术，是煤炭工业技术上一次革命。”尚海涛自己评价。

　　让尚海涛意想不到的是，这项1987年开始研究，1992年实验成功的技术直到1995年才得到承认。“他们 一直说国外的实验都失败了，你怎么能行呢？”尚海涛说。

　　尚海涛今天还忿忿不平：“后来外国都承认这个技术好，全国也都推广了，但领导就是不表态，跟鸵鸟一样，把头埋 在沙里边，一概不承认世界的变化。你可想而知当时思想禁锢到了什么程度。”

　　尚海涛的第二个想法是搞“煤基多样化”，通过对煤炭的深加工，搞煤电铝产业链，把企业做大做强。由于资金问题 ，这个设想落空了。

　　尚海涛想做的第三件大事是1994年在香港上市。“方案都做好了，但领导不同意，说你这个企业现在这么好，做 这个干什么？”

　　尚海涛的第四个打算是在企业推行股份制。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不久，尚海涛到中央党校学习，他觉得时机已经 成熟，便写了个论文《股份制应该是国有企业的主要形式》，引起大家的争议。“当时大家都很不理解，觉得是不可能的事。 ”尚海涛说。

　　党校毕业后，他请了号称厉股份的厉以宁教授到潞安矿务局做报告。“这个报告轰动一时，大家都说这个尚海涛又要 搞什么点子？”尚海涛笑了。

　　1992年开始，他开始在矿务局下面的二级企业搞股份制试点。“95年我离开的时候全‘复辟’了。”尚海涛无 奈地摇了摇头。

　　1995年，尚海涛上调北京，任煤炭部总工程师、中国煤炭工业技术委员会主任。他正式开始了自己的仕途。“在 国企，只要你有点成绩，就往上给你提拔提拔。”他说。

　　“我不愿做官。做官受约束更多，不如做企业实在。”对尚海涛而言，升迁是一种无奈。

　　“那时候，两种因素促使我同意上来。其一，我在企业，什么事也干不了。我想干事不能干。我感到在企业再没有用 处，在那呆也没太大意思。第二，当时他非要提拔，你去这儿吧，你去那儿吧，非要我去不行。不去也得去，说到这一步了。 我并不想出来当官，想当官我早出来了。”尚海涛摇了摇手。

　　“过去个人是一个螺丝钉，国家让你干啥你干啥，不可能发挥你的长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把你长处用好了， 你的贡献就大，用你的短处，你就肯定很无能。咱们以前的这个制度，不可能都用你的长处。”尚海涛说：“现在的环境和以 前的环境相比很不一样。现在的企业定位、产业产品定位，完全可以靠企业自己定。过去做不到，一步一步都有人管着你，看 着你。过去不是企业说了算，现在企业可以说了算。”

　　尚海涛现在仍然担任中国煤炭工业技术委员会主任。“我现在主要精力还是在搞企业的发展战略，煤炭行业大企业的 发展战略基本上都是我做的。”尚海涛指了指背后的书柜，里面塞满了煤炭专业书籍和企业发展计划书。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第一代企业家具有开创性意义，对国家有很大贡献，但是他受到很多制约，大的 环境注定他不可能有大的发展，大的成功。像我，如果变成市场经济了，我的很多想法都能实现了。”尚海涛说。

　　殷国茂：“我是个技术干部”

　　殷国茂主要的身份有三个：成都无缝钢管厂前厂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北大学教授。

　　他对建钢管厂很自豪，“我搞无缝钢管这么多年，最主要的是建这个厂。”今年72岁的他说。

　　1958年初，殷国茂从鞍钢来到成都，筹建当时叫“249信箱”的成都无缝钢管厂。随后，他历任车间主任，生 产装备科科长、技术科科长、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副厂长。1982年，一直做技术工作的他被任命为成都无缝钢管厂厂 长。

　　“我是被逼上来的。”殷国茂说。他自我评价：“我是技术干部，不适合搞行政。”

　　“当时赶上了好时候，国家对钢铁的需求非常大，冶金很红火，我们的工厂也很快盈利。”殷国茂回忆。

　　对于自己被评为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殷国茂已经记不起准确的时间和详情，“也没有感到特别激动，我这人本来就 不是搞企业的。”

　　1995年，他在中国工程院院士选举中当选，这是第一批选举产生的工程院院士。他的简历上写道：“殷院士主要 学术成就在我国第一套自动轧管组机上，提出并实施了用减径方法生产大直径无缝钢管新工艺及负公差控制轧制新技术。”

　　1996年底，由于年龄以及其它原因，殷国茂被免职，此时他已是64岁。在14年2个月零14天的厂长生涯中 ，他把成都无缝钢管厂建成了全国最大的无缝钢管生产基地和技术中心，但由于东南西北横向联合，钢管集团公司处于严重亏 损。

　　被免职时，殷国茂奋笔疾书几十个昼夜，写成一部长达10万字的14年改革述职报告。

　　他认为自己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和吸取：在经济管理上学习不够，认识不足，觉悟落后；对管理干 部的选拔、教育、培养、提高重视不够；对领导干部批评过多而处理又过轻，致使一些工作虽有布置、要求和规定，但缺乏检 查和执行，由此存在不少问题，给企业造成严重亏损。

　　“第一代企业家本身就是怪胎，因为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不具备企业家的素质。是历史把他们推向舞台的，这样表 演的结果自然各有千秋。”殷国茂说。他感叹：“我们是凭着自己基本的知识、基本的学问把企业搞起来的。”

　　现在殷国茂除了关心成都无缝钢管厂、把主要精力放在思考全国的钢管事业上外，前不久，他还写完一本书，《中国 钢管50年》。

　　“现在没有任何压力，当然轻松。”他乐呵呵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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