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胜渴望能得到政府支持

　　总理发话，讨薪才容易？

　　孙武胜渴望能得到政府的支持。既然有那么多法律条文为被欠薪者说话，自己还是觉得力不从心，他把这归结为得不到相关部门的支持。

　　曾得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帮助的重庆农民熊德明尽管有了两次讨薪的经验，但仍然不能理解个中缘由。2003年，在温总理的帮助下，熊德明为丈夫讨到了被拖欠的2240元工钱，从而在全国范围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薪风暴”。

　　今年12月，熊德明在赴温州为民工讨薪的过程中，却发现事情并不像一年前温总理帮她丈夫讨薪那么简单，尽管她一再表示要将讨薪的结果报告给温总理。

　　熊德明告诉记者：“我有一个在温州陶瓷厂打工的表弟张仁和，已经在那边打工好多年了。今年上半年他就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在那边得了一种矽肺病，厂里始终不给他们治疗，马上又要过年了，他要我过去给他帮帮忙。大家都是亲戚，我就答应了。”

　　维权过程并不顺利，说到这里，她有些哽咽：“飞机票的钱是我向别人借的。当我到达温州机场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在那里了。我一看就想到他们的处境和我的处境都是一样，我也是一个农民，他们也是农民，所以我看到那些农民工，我就想起我的事。我觉得他们看到我，就好比我看到总理时一样，我看到他们就想到他们家里说的话，打电话讲的家里的那些困难，所以我当时就哭了。”

　　其实，在最近这次轰轰烈烈的讨薪风波中，熊德明是有备而去的，并且她相信自己有五成胜算。“在去之前，我曾经给温州市市委书记写了一封信。里面我是这样写的：因我远隔千里来到贵市，希望您们对我代为举报的单位进行查处，及时支付被拖欠的工资、医药费、一次性应享受的工伤保险长期待遇。本人代表重庆农民工表示衷心感谢，并继续宣传鼓励重庆农民工在浙江和温州经济建设中作出贡献。大家也知道温州市政府也对我去维权这件事情很重视。”

　　对于5天维权的结果，熊德明不得不承认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我只帮助两个兄弟讨了薪，而且钱还没有拿到手。别的兄弟我都还没有帮上。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文化水平比较低，法律知识也不怎么懂，社会经验也不丰富。想问题就比较简单，可能会犯一些错误。”说完，她长时间沉默，然后问记者，“你说，总理帮我家讨薪怎么就那么容易？”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很多民工心目中，孙武胜和熊德明是幸运儿，一个能充分利用法律，一个能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支持，至少他们已经讨回了属于自己的那笔钱。更多的人处在投诉无门的境地。

　　欠薪手段：推诿、欺诈、暴力胁迫

　　10月11日的一则新闻让很多人心灵悸动：山东荷泽巨野县的36名民工因为讨不到欠薪的现金，被迫含泪吃了他们平生第一顿“豪华”午餐。一次西式自助餐花去了民工们应得薪金中的2500元，每个民工被迫消费约70元人民币。原因是拖欠着十几万元民工薪酬的欠债人，在躲无可躲之下，只支付了其所属酒店一张价值5000元但不能兑换成现金的消费卡。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谭深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的改革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的生产能力，加速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但同时农村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最初是由在本地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吸纳，1984年，国家为了加强城市的副食品供给，放宽了对农民进城的限制，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城市落户，从此拉开了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经商的序幕。

　　资本自由流动的一个趋势，是寻求生产能力高、价格便宜的劳动力。

　　作为个人的外来工与厂方的直接较量中，外来工是没有任何优势可言的，吃亏的总是外来工。因为打工者从遥远的家乡来到异地他乡，他们唯一的资本就是可以出卖的自由劳动力，除了流动的权利，他们一无所有。

　　很多企业主不光在劳动力价格上对他们进行盘剥，计算运营成本的时候，工人工资都被放在了最末的一端，有的甚至根本不打算给钱。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被欠薪的农民工中，有相当一部分的人是因为事前没有与资本方签订好用工合同，最后有理变成了没理。

　　在北京打工的安徽人丁彪告诉记者：“当时去北京的时候才6月份，说好两个月的工期，由于很多事情的影响拖延至四五个月，我们9月份完工了，11月份老板打了一个欠条，说12月中旬给钱，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拿到。现在我们在外面租房，房租钱都没给，吃饭钱都没有，每天到中午吃一点面条，晚上6点多买一个烧饼来充饥。”

　　在那个工地上，一共有60多个像丁彪那样从外地农村到北京的打工者。按照当初来的时候的说法，现在资本方还要给他们每人3000—4000块钱，为了这个钱，丁彪他们已经争取了3个多月。

　　丁彪告诉记者，当时老板和他们说四层楼的工地，一层好了付30%，二层50%，按照工程量的大小，完了就结算。因为对方是大公司，所以没有签劳动合同。他懊悔地说：“作为一个打工者，我们忽视了这个，不懂得有这样一个程序。”

　　丁彪说，其实这也是因为在去那个工地打工前吸取的“教训”。“之前呆过几个工地，只要谁跟老板提到签订合同，老板就让谁走人，这叫我怎么办？到追讨工资时，老板身边那些挥舞着拳头和棍棒的打手更让我害怕。”

　　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地方官员告诉记者，出现这样的情况，会让当地主管部门的工作变得被动，碰到情节恶劣，可能会造成群体性对抗的事件时，政府部门也只能依靠媒体的力量。一般由工会以及劳动部门牵头，带着该行业的主管领导，让电视台和报纸的记者陪同，直接找上门，如果资本方想抵赖，那就等着第二天上媒体曝光，让多方力量配合着解决。

　　除了不签合同，打工者劳动关系被层层转包的情况也让主管部门头疼。孙武胜当年的遭遇恰恰就是因为这样的用工不规范造成的。

　　一个地方官员告诉记者，对于这种情况，某些地区已经实施了建筑施工工程或者工厂在开工之前实行工资备份。企业承包商在工程开工之前，向政府有关部门预付一部分的资金，由政府相应的部门来监管，如果发现了拖欠工资的行为，及时用这个钱来补上。建筑企业不能说既然在这里备份了，我就不给了。这个要全面尝试的话，还要有一些规定，比如竞标时把能预先支付工人工资的能力也算在里面。如果工程完工了，经过结算全都结算清楚了，这个可以发还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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