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富平农民孙武胜成立维权工作室为民工讨薪

　　周末报报道 随着桌上的日历逐渐变薄，陕西富平人孙武胜手边的电话也热闹起来。从去年起，他的电话到了这个时候就会很忙碌，电话那头的口音是多种多样的，目的却只是一个——请孙武胜帮忙讨薪。

　　“又到年关，许多长年在外打工的农民工，因为拿不到工资，不得不一次次推迟归乡的日期。而拖欠他们工资的人，却心安理得地为不付工资找寻种种借口，甚至还用暴力手段

压迫这些可怜的兄弟！”12月11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孙武胜不时地喘着粗气。

　　“自己的力量实在是太薄弱了！”

　　今年5月1日，孙武胜在西安成立了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维权工作室，希望能用法律的手段为农民工追讨被拖欠的工资。

　　现年45岁的孙武胜只有初中文化。9年前，他从富平县底店乡来到西安打工，凭着机敏能干，很快成了一名小包工头，不想在当年的一项小工程上，被人拖欠了2.7万的工程款。随后的6年里，孙武胜有家难归，手下讨不到工钱的工人们一度“扣”了他的儿子，逼他还债。

　　当时的孙武胜真觉得自己“比窦娥还冤”。但他不甘心像窦娥那样有冤无处伸，他说：“2000年底，中央电视台的一则报道，使我大为震动：四川一个年过60的老人，自学法律，历时10年状告有关部门不作为，最终打赢了官司。我心里就想，人家这么大的年纪能做到的事，我为啥做不到？”

　　随后，生性倔强的孙武胜跑到书店买来《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等法律书籍，开始通宵达旦地研读起来。孙武胜觉得自己的领悟能力很强：“我很快就弄明白了怎么写诉状、在法庭上该怎样辩论、怎样进行指证等法律程序。2001年3月，我直接把拖欠自己工程款的建筑公司告上法庭，2002年下半年，拖欠6年的工程款终于拿到了手。”那一天，孙武胜喜极而泣。

　　打赢了官司，孙武胜在民工中开始有了小名气，找他帮忙讨要工钱的人也多了起来。孙武胜对自己的成绩有点得意，他告诉记者说：“2003年，我打了40多场官司，只输掉了一场。”

　　这下子，孙武胜更来劲了，于是成立了自己的维权工作室。当然，为了更具有说服力，他还聘请了6名来自西北政法学院的教师和应届毕业生来帮忙。

　　至于工作室运行的情况，孙武胜向记者做了介绍：“今年找我的农民工就多得不行，最多的一天来了30多人。有的是要帮忙打官司，有的是来做法律咨询的，把我忙得不行了。和去年相比，人更多了，追讨的数额更大了，情况也更复杂了。到现在为止，光是判决书我已经拿到140多份了，里面有调解书，也有裁决书。这还不包括10多起开过庭的、10多起还没有开庭的。算下来今年接的案子真不少。”

　　孙武胜接到的最大金额的案子，当事人也和他当年的遭遇差不多。告状的是个58岁的老汉，甘肃省甘谷县人，叫巩红娃，是个包工程的。甘肃省几家国有企业欠了他300多万元的工程款，民工的工资他给不上，被人告了，2003年甘谷县的法院就把他所有财产都给查封了，还被抓去关了15天。一家人没处安身，跑到兰州找了个地方住下来。几个孩子也背井离乡，到新疆、东北去打工，他就在兰州成年累月地讨欠款。2004年4月，巩红娃过去手下的农民工从电视里看到孙武胜的事情，就鼓动他到西安找孙武胜帮着打官司。

　　孙武胜说：“这人能从甘肃那么远的地方来寻我，必定是信任我。我也有信心打赢这个官司。”

　　虽然孙武胜有一腔热情，但目前的经济状况却让他乐观不起来。“说实话，我已经欠了两个月的房租，还有给上级的管理费、内部六七个人的工资都有一个月没有给了。我也在欠人家薪水。”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随后，他告诉记者，自己陷入经济困境的原因是，官司判决后执行的不多。“我打了这么些年的官司，有的是免费的，即使付钱的，很多也是暂时没钱，一场下来给几百。只要他打胜了，把钱执行回来，多少他都会给我点。打赢的近150个官司，得到执行的不到三分之一。”说到这里，孙武胜觉得自己很愧疚，但也很有信心，“我只是个初中生，所里还有一些学生。他们几个都不抽烟，维持基本生活，700块钱就差不多够了。但维权工作室刚成立的时候每个月一人只能领到400块钱左右，维持生活都不够。现在强了一些，是600块左右。等事业发展大，经济上的困难就会小了。”

　　说到心愿，孙武胜有一个：“我们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实在是太薄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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