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上海图书馆作了一个题为《解读儒商传统，重塑民企形象》的讲演，主要是讲儒家以天下为己任、为公不为私的传统在近代工业化起步时期的重要作用，我们需要重新定位近代民营企业的形象，作为现在民营企业的参照系统。按惯例，我为上图讲座中心留下题词：“传统是把双刃剑，成也传统，败也传统，事在人为。”在这里有必要作点解释。
以张謇、范旭东、卢作孚为代表的儒商，主要是以人格魅力来领导和发展中国工业
化建设，本人保持着清贫的儒生本色。他们为中国的工业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们也还不能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的竞争，往往使企业陷入困境。近来有学者批评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引申到文革的扫四旧，全面否定传统文化。也有学者进行了反批评，认为现代化必然造成社会结构巨大变化，不触动传统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本来就有一个很好的提法，叫批判地继承，似乎没有必要争论了。但在实践上，问题很复杂。
当年，“文化保守主义者”梁启超就主张把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化合为一个新文化，领导世界新潮流。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保守性，使他们在实践上的贡献很少。就新文化运动而言，反传统者真的摆脱了传统吗？其实没有。他们的行为方式，仍然是士大夫的行为方式。中国政治各派系的伦理和组织方式，也不能排除传统中国家族社会的行为规范。扫四旧的文革，大谈“斗私批修”，不就是个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压制人的自然权利的翻版吗？又何曾反传统，反儒学？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为当代学者所推崇，但蒋介石在他死后送的挽联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1948年，蒋介石这个权威，遴选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胡适竟为蒋介石的诚意所感动，欣然接受，准备当一个“无为”的“皇帝”。请问，此时此刻的胡适，还有点西化，有点自由主义者的气味吗？胡适尚且如此，遑论他人。胡适的反传统也没有使中国开辟出一条新道路。
中国革命，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完成了对四分五裂的中国的整合。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继承了中国农民起义的传统。但文革之中，不也正是继承了中国农民起义过程中，破坏文化的传统吗？近年来，儒学、国学重新被重视起来，甚至有的地方，从娃娃抓起，让娃娃去读经。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的多元性是自然现象。儒学本来就具有宗教特性，作为宗教自由、学术自由的组成部分，应属正常现象。但作为整个社会的主流选择，盲目崇拜传统文化有害无益。何种传统具有建设性，何种传统具有破坏性，甚至说，何种传统，在一个侧面操作具有建设性，从另一侧面操作具有破坏性，都是一个复杂的实践问题。传统总是一个强大的力量，在新的时代，新的生活，如何面对传统，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选择和把握。
10多年前，《河殇》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强烈的批判，甚至否定了长城的文化特性，鼓吹海洋文化。确实，重文轻武的传统，导致了在鸦片战争时，中国处于几乎没有武备的状态。传统文化对中国的失败负有责任。现在，我们又感受到美国单边主义的侵害，但是，西方列强和日本通过军事侵略和扩张，实现崛起的道路，我们已经无法仿效。而被《河殇》批判的长城文化，正是我们和平崛起的传统文化资源。汉民族是个农耕民族，汉初，对边疆的匈奴，实行和亲政策，而在内治上实行休养生息，终于和平崛起。汉代的强大，何曾依靠对外侵略和扩张？当她强大起来后，才对匈奴的内侵，实行了自卫反击，当然，在反击过程中，扩大了疆域。但战争和疆域的扩大，成为汉朝的沉重负担。汉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下了罪己诏：“远戌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反省了以武力开疆拓土的危害，回到内治的整理上，“以德怀远”，武备只是用于自卫。我们相信，中国有足够的文化资源，启迪我们的智慧，在新时代，引导中国克服种种困难，以自力更生的内省精神，最终找到和平崛起的具体道路。(朱宗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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