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伏的政治生涯

　　起伏的政治生涯

　　他谈到了自己政治生涯中的一件大事。1949年6月，在伊克昭盟正式举行的继承王位即札萨克位的就职典礼后，他成了最后继承札萨克的郡王旗王爷。

　　21岁时，他出席了1948年的“国大”。“国大”召开期间，他见过孙科等国民党高官，蒋介石也来过蒙族代表团一起座谈并合过影；他参加过提名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的发起人签名，并积极支持李宗仁当副总统，原因在于，李宗仁曾许诺过，一旦他当选为副总统，他将允许蒙古民族进行高度自治。不过他对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还是心存疑虑的。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特别在辛亥革命以后，随着清王朝的解体，封建专制制度也分崩离析，何以在1949年，你还能继承王位？”

　　“这是由历史的原因和边疆的特殊性造成的。原因大致是这样，辛亥革命时，内蒙古西部王公对辛亥革命有功，维护过中华民族的统一；二是北伐战争期间，无暇顾及少数民族政治；三是蒋介石当权后，也顾不上少数民族地区，内蒙古王公制度得以暂时保留下来。”

　　“作为王位继承者和实际行使过权力的王爷，你是如何看待内蒙古的王公制度的？”

　　“蒙旗王公制度是由于特殊的原因保留下来的。从历史上看，一种旧制度在漫长的岁月中总会变成一种阻力，一种新制度总要取而代之的，清朝既已灭亡，内蒙王公制度就不会有什么出路，因此，蒙旗王公制度迟早是要消亡的。说实话，我心里并不是不留恋这个黄金家族及其制度，但是历史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只有顺应潮流，才是惟一的出路。” “蒙古人因历史和民族的原因，在历史上取中间立场的时间很长，作为封建王公，我曾和国民党合作，共产党解放军到了伊盟，我也不和共产党对抗，这一方面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也是受祖父的影响并接受了他的思想。”

　　祖父图王去世以后，他一度被国民党挟制在宁夏银川，怀着对国民党政权的彻底失望与对草原家乡的深情眷恋，他毅然摆脱控制回到了鄂尔多斯左翼中旗。在共产党统战政策与民族政策的感召下，经过认真的思考，他率领鄂尔多斯左翼中旗全体仕官兵勇，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并于1949年9月19日通电参加了著名的“9.19”绥远起义，为人民解放军全面解放鄂尔多斯作出了贡献。

　　1950年2月由中共郡王旗工委组织召开了全旗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他在大会上将旧政权的一切权力归还给人民，代表大会一致决定成立人民政府，中共郡王旗工委提名，会议推选他为人民政府旗长，1951年绥远省政府任命兼任旗人民法院院长。1956年提任为伊盟政府副盟长。那时他27岁。

　　“我原来以为，像我这样的人是要被共产党枪毙的，但共产党没有枪毙我还用我，所以解放后我觉得自己像获得了新生一样，政治上拥护共产党，并致力于草原家乡的建设。”

　　“我在伊盟的多年工作上没有犯过错误。当时就是一个愿望，要把伊盟建设好，把民族地区搞好。把家乡搞好了，什么事都好办。”他显得有点宽慰地说道，“共产党对伊盟是有功劳的，伊盟在清朝乾隆时有25万人，但到解放时只剩下5万人，没有共产党，伊盟早就濒临绝境了。”

　　1952年，他在出席华北县长会议期间，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他认为这在他的一生中是一件大事情。当时他写道，“北京，中南海，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出现在我们眼前，向我们招手致意，并同我们合影留念，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场面啊！这一情景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振兴民族教育

　　他是一位好学的人，不仅在政治上敏锐，也对历史潮流和医学有浓厚的兴趣。1964年，怀着对草原家乡历史文化的热爱，经伊盟批准，他组织史学爱好者，主持和参与编撰《鄂尔多斯历史沿革》一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被当作牛鬼蛇神揪了出来，书稿成了他复辟封建王公制度的罪证、“乌兰夫阴谋宫廷政变”在伊盟活动的证据。红卫兵要他承认自己是蒋介石的干儿子，他不承认，并说我和毛主席也合过影。就这样，他被认为是反动顽固，腰被打断，人瘫痪在床，大小便失禁。他被关了12年牛棚。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他仍然相信共产党最终会实事求是地对待他的。

　　1979年，中共伊盟盟委对文革中给予他的错误结论作了彻底纠正，此后他又有了为社会奉献的机会。利用自己熟悉鄂尔多斯历史的特长，他重新提出为鄂尔多斯写书即编撰鄂尔多斯历史丛书的设想和建议，挖掘和整理鄂尔多斯的历史，已出的书有，《鄂尔多斯志研究文稿》八册，约二百万字，蒙文《独贵龙运动资料》二册约五十万字。主持编写的一千多万字的伊盟志，已正式出版一、二册，约一百五十万字。更多的书稿正在筹划出版之中。此外，他遵盟委授权审定的《蒙古族通史》三、四卷也已出版。

　　他说，自己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出了伊盟志，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但从经济上看，蒙古民族仍然没有摆脱落后，心里总是耿耿不安，因为这里毕竟是自己的父母之邦啊！蒙古民族要摆脱落后，一定要把民族教育搞上去，只有民族的文化水平和教育素质的提高，才能为走向经济的全面振兴创造条件。

　　王爷的爱情与婚姻

　　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他的婚姻如何？从他晚年的形象上，似乎找不出当年倜傥风流的影子，但是与他的交谈，却使我了解了这位末代王爷有过类似《红楼梦》里宝、黛式的故事，不过程度可能还没有那样的悲情。

　　他20岁那年婚娶，是由祖父按祖上的规矩选择的，纯属封建包办。婚前男女双方没有说过话，见过面。后来，在绥境蒙政会，一位温柔美丽的蒙族少女与他相识，那少女热烈地追求着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年轻的富有才干的伊尔德尼博录德。她就是南京边疆大学一年级学生奇莲花，在玄武湖畔，晚霞余晖中，身着白色短旗袍、双手绞着一块白手绢的美丽少女向他表达了内心的情愫。这以后两人情投意合，真挚、热烈而又沉迷。这位少女知书达理，恬静大方，但是老王爷等家庭长辈认为奇莲花姓奇，属于铁木真家族，结合便是犯法。两人都很痛苦，最后终因抵抗不了家族规矩，奇莲花流着眼泪主动离去了。想起这一段年轻时候的往事，他欲言又止，“是封建制度葬送了美好的婚姻。”他是在叹了一口气之后说这句话的。“当时，家中长辈都知道这件事，但没有一个人出来支持。” 因为他是王爵和札萨克王位的继承人。

　　不过，他和妻子陶格斯当年的结合虽然是包办，但在往后的生活中，一直相依为命，相互体贴、鼓励、支持，共同克服困难，携手并进，度过了美满和顺的大半生。谈起这位妻子，他说还是当年祖父图王请察哈尔的董嘉活佛回旗，诵经三天后才定下的。活佛诵经三天后，向祖父递交了他亲自写的佛祖圣意：奇忠义的配偶，在冬至日出的方向，距王府七十至一百华里之内。这家的住房坐东朝西，家有一条花狗，姑娘芳龄十七八岁。当年祖父的手下人就是据此找到陶格斯姑娘的。

　　“结婚以后，我们一共生了四个男孩，根据肤色，我分别给他们取名长子沙若飞，二子昌汉飞，三子包乐飞，四子布和飞。四个孩子的成长，可以说我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而完全是他们的母亲抚养、教育成人的。后来孩子们都陆续成了家。我们的家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大媳妇是江苏人，二、三媳虽籍本地，也都是汉族，只有四媳是少数民族，可也不是蒙古族，是鄂温克族。我共有五个孙子，长孙双龙出生百天以后，就由我抚养。”

　　他的谈吐始终是平和的，昔日王爷的威严与矜持，没有在他的脸上有丝毫的表露，但你能感觉到他那种因岁月与世事沧桑炼就的性格：一种不愠不怒的深沉，一种饱经沧桑的苍劲与世事练达的从容。

　　采访结束时，他用蒙、汉两种文字题了词，为美丽的鄂尔多斯和辽阔的草原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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