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女期望实际的平等

　　RobertMarquand文胡永华编译

　　北京。在一个酒店的庭院，曲曼(音)和杨杰(音)正举行盛大的结婚典礼——这种西式的婚礼在中国的大城市已经 越来越普遍了：这里有罗马诸神的塑像，一簇簇紫色的气球，仪式中还抛撒稻米和五彩纸。其间，新郎与新娘双方的父母还站 到台前作了讲话。

　　这个婚礼体现了中国家庭关系的巨大变化——主要对于新娘而言。在不到20年前，新娘的家属是不参加婚礼的，更 不用说在婚礼上讲话了。

　　“只是在最近几年，新娘的家属才参加婚礼上的讲话或祝酒，”婚礼主持赵先生说，“从前，新娘是不敢让自己的父 母参加婚礼的。但现在人们对女儿和媳妇越来越看重了。”

　　在中国城市的受教育群体中，越来越多做妻子的和做女儿的在家庭里获得了新的地位与权利。她们的赚钱能力在增强 ，夫妻之间也较之从前互敬互爱。虽如此，关于家庭中的大男子主义以及婚姻不忠的抱怨也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变得越来越多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女人们还要经历一场激战才能稳固她们这50年来的胜利果实。

　　女性终于撑起了半边天

　　从1949年起，中国政府就对国民承诺要男女平等。毛主席的革命给中国社会和家庭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让 绵延几个世纪的“裹脚”恶俗一下子销声匿迹。中国1950年的《婚姻法》就明确规定男女平等，它禁止买卖婚姻与纳妾， 将离婚合法化。几千年以来，中国的男人一直可以享用四五个老婆，而妻子在家庭中没有权利。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就表 现了几个小妾为赢得一位地主丈夫的欢心而争风吃醋、明争暗斗的悲惨人生。

　　“中国家庭的变革非常剧烈，”哈佛大学学者马丁·怀特(MartinWhyte)说，“在大多数国家，这些变 革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但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这些变革全部压缩到了一个时间段里，也就两三年的时间。这些变革也许比 ‘大跃进’或‘文化大革命’更重大。到1960年的时候，中国的一些城市就已经变成‘现代社会’了。”

　　中国是一个包裹在发展中国家里面的发达国家。在一些大城市，尤其是强调法制与文化的地方，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妇 女地位的提升。年轻人的追求和选择更加开放，新的财富、新的观念使一切变得可能。于是，产生了新的家庭类型，消灭了父 权制，出现了越来越多更自信和自我的女性。

　　中国的父权制是一种封建继承制，学者们说，在这种制度下，土地就等于权力，男性子嗣继承土地。而在城市文化中 ，人们推崇流动性，土地不是什么重要的资产，因此女性的才华得到重视。

　　“在城市里，女性更有经济优势，因为城市里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更有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董智英(音)学者解 释道，“在这个领域，女性能够表现得更好一些。有一点是肯定的，男人觉得女人比过去更有权力了。”

　　女性的“平等权”实际上滞后

　　中国的女权主义者强调女人更容易受剥削。女性的身体被前所未有地暴露和展示在公众面前。有一个专门剥削年轻女 性的暧昧产业：女招待，她们的工作就是取悦男人。商业社会的价值观要求成功男人有美女作陪，以显示其地位和气派。丈夫 们一直处于优势：他们可以抛下妻子自谋生计，自己享受工作所提供的安逸生活。

　　1980年的《婚姻法》规定离婚程序需要6个月时间；此前离婚需要两年。新法规使得离婚变得简便可行，它帮助 许多受虐待的妻子离开了残暴的丈夫，但它的主要受益者是那些从乡下返城的男性知青：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抛弃农村的老婆 ，回城市寻找新的生活伴侣。

　　“在理论上，中国政府规定的女性享有的平等权还是比较先进，”一位中国学者坦言，“但实践还远远滞后。现在有 些问题都有点儿失控了。”

　　中国城市的离婚率一直在攀升，在不同时期，这曾被看作是对那些难以容忍的婚姻状况的自然调节。例如，受过教育 的女性，就不大可能忍受丈夫的花心、粗俗和愚顽偏狭。许多妇女努力工作，以此获得经济的独立，她们在自我价值观念上也 不像传统女性那样自我贬抑。

　　事实上，妇女为家庭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在1950年的时候，妇女的收入是家庭收入的20%，现在的比例则 到了40%。最近在广东进行的一个调查显示，在去年的离婚案中，74%是由女性提出来的，而且她们大多具有大学文凭。

　　现在中国的男女比例已经出现严重失调，据北京的计划生育委员会统计，新生儿中男女的比例为117:100。从 长远看来，女性的霸主地位可是确定无疑了。

　　城市男人都说他们不在意自己的孩子是男还是女，而且还表示生女孩有许多好处：“儿子长大了就不大靠得住了。他 总是先考虑自己的利益。但女儿即使结了婚，也会更为自己的家人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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