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中国谜盒”

　　汉语的崛起，将改变以英美为主导的思想版图，改变人们看待中国乃至世界的方式

　　中学英语教师王敏很困惑——她的学生在英语作文时总显得“夹生”、“不切题”。尽管她在课堂上一直强调要“像外国人那样”,在文章一开头就亮出观点,但学生们却习惯于中国式的“画龙点睛”,将主要论点淹没在一大堆材料之中,最后才点题。

　　“学生们总是先用中文想好要表达的意思，再翻译成英文，”王敏皱着眉头，“什么时候他们才能直接用英语思维呢?”不过有8年教龄的王敏直言，这一点她自己也很难做到。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亚洲语文文化系教授胡志德，学习汉语已有38年。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他，最喜欢的是钱钟书的小说《围城》。那些处处隐含典故、满溢文化背景的表述，对于这位地道的美国人来说并不难于接受。

　　“迂回曲折，幽默反讽，以小见大，这些语言技巧都反映出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胡教授说，在中国，他时时可以碰到“从《围城》中跑出来的人”。

　　一部语言学著作这样写道:语言作为一种世界观，构成了人最重要的文化环境，直接塑造了人的文化心理。人是按照他的语言的形式来接受世界的，这种接受形式决定了人的思维、感情、知觉、意识和无意识的格局。

　　语言的隔阂，曾让人类修建“巴别塔”的梦想成为泡影;而在日渐频繁的跨国、跨民族交往中，当学习母语之外的语言已成常态，语言如水银泻地一般的渗透力，正默默影响着人们对于世界的看法。

　　语言特性体现不同思维方式

　　在19世纪西方人有关中国的偏见之中，汉语曾被指为“外形僵硬、刻板，语法模糊，莫名其妙，陈词滥调，引经据典又不注明出处”，从而引申出对中国人的成见:思维保守，口是心非，华而不实，含糊虚伪。

　　尽管在香港生活十余年的加拿大人彭迈克被称为“中国通”，他仍然觉得中国人、中国文化中有许多难以打开的“谜盒”。他在1993年出版的《难以捉摸的中国人》一书中写道:“中文是一种独特的语言文字……种种特点使中文如同一堵莫测高深的墙，将中国人与其他人隔离。”

　　来自美国的胡志德教授说，1966年他开始学汉语时，全班只有4名学生，学汉语被认为是奇怪的选择，出路也只有做学术研究;如今在他任教的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每年选修汉语的学生有200多人，与学习西班牙语、法语一样，汉语成为一种或出与兴趣，或出于工作、生活需求的寻常选择。

　　“人们认识到汉语背后的确有不同于西方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但这没有优劣之分。”胡教授说，“汉语不仅是了解中国的工具，它本身也反映着中国人的思维特点和对世界的理解。”

　　有西方学者认为，汉字的均衡构造体现出中国人注重平衡的观念和高度的空间思维能力;在中文中数字的名称极短，这个音韵学方面的事实，意味着数字信息可以更有效地储存在短暂的记忆中，处理信息效率更高，由此可以对中国人长于数学作出解释。

　　在“英语热”持续多年的中国，即使是普通人，也多少了解东西方语言表述方式的不同:信封格式，中国人习惯从大到小，国家、地区、城市、街道、门牌、姓名依序排列，而西方人恰好相反，先写收信人的姓名;个人简历，中国人一般从远及近，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事件，而西方人则将最近的情况放在最前面;表达感受，中国人大多铺垫迂回，顾及周全，西方人则直言坦陈……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毕继万认为，语言的特性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体现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他说，汉语表述的特点反映出中国人从一般到具体，从客观到主观，强调整体性的思维习惯;而英语国家则相反，以个人为中心，从我出发，向外扩展。

　　毕教授介绍说，汉字以象形为基础，其形成过程显示出中国人的形象思维，认识汉字的过程就是以象见意的过程，它直接导向一种直观把握世界的认知方式;而西方语言的字母、构词逻辑，显示出其理性思维。

　　按照文化语言学的观点，汉语句子结构的流水样态，反映出汉族人语言思维清晰顺畅的逻辑脉络。汉语的声韵乃至各种语法范畴，包括词、词组、词类、句类，都没有一个僵硬的界限，而是随语言表达之势相互转化。汉语是一种模糊型的语言，它不急于对世界下一个精确的定义，而是把世界放在一种虚实相映的辨证状态下加以感受。

　　有学者认为，汉语的精神，从本质上说，不是西方语言那种执着于知性、理性的精神，而是充满感受性和体验的精神，真实地体现了汉族人的哲学思维。而西方民族的语言思维特征是严密机械的二项式形式逻辑，强调非此即彼，因此对汉语语言思维的辩证逻辑难以理解。

　　任职于一家对外汉语教学机构的王晶玉对此深有感触。她说，自己的学生常常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从最初对中文的畏难、不理解，到了解中文的规律，直到后来有了对“中国大脑”的感悟。“外国学生告诉我，中文是最有逻辑的，中国人最有经济头脑，因为中文最简单，不需要繁琐的语法、时态，只要几个词排列组合，就可以表达出复杂的意思。”

　　语言决定世界

　　语言学家认为，一个人大脑功能的某些差异是受母语的熏陶形成的。爱因斯坦曾说:“一个人智力的发展和他形成概念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语言的。这使我们体会到，语言的相同，多少就意味着精神状态的相同。”

　　文化语言学者申小龙在他的专著中写道:语言对人的最深刻的影响，莫过于它塑造了人对世界的“观点”。当我们体验世界时，我们是通过语言的范畴来体验。语言“模铸”人类看待世界的样式，不同的语言构成不同的世界形象。各种语言按照自身不断变化的分类系统来组织世界，并因此而产生很不相同的思维方式。

　　澳大利亚某些土著语言中，用许多词表示不同类型的沙;阿拉伯语中有6000个词表示各种各样的骆驼，区别其性别、年龄、种类、行为方式，但没有一个词泛指骆驼;汉族长期生活在封建宗法社会，对于父母同辈的男性亲属严格区分为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夫，亲疏有别，而英语中对于这些亲属只用uncle统称。人们由此认为，透过不同的语言体系，世界的面貌不尽相同，甚至大异其趣。

　　语言不仅在概念体系、意义体系上是一种世界观,而且在价值体系上也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民族对于毒药、草药、杂草，益虫、害虫、猛兽、珍禽、野兽、家畜的分类,都体现了该语言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

　　最初将西方文化植入中国土壤的人们，如传教士，往往需要面对不同语言体系所呈现的世界无法对接的困境。一位法国语言学者说，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用“老天爷”这一说法使中国人接受上帝这一概念，为了设法使中国人接受这一类概念，他曾遇到十分棘手的问题，因为汉语的思维方式不用正和负、存在和不存在，而是蕴涵着相互交替、相互结合又相互补充的精神。

　　在英美文化强势主导世界的数百年间,更多的人开始接受和融入英语所展现出的世界,80%的出版物以英语书写,来自英语世界的哲学著作牵动着全球思潮，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英语作品引导着世界的文化趣味，最尖端的科技成果以英语论证，连通世界的信息网络以英语为绝对主流。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随着华人散布世界各处，被世界上最多人口使用的汉语，正在慢慢改变人们对世界的认知。程瑛/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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