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立忠
原湖南省常德市政协主席彭晋镛因犯受贿罪、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近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纵观彭晋镛23年的从政历程，先后共经历了8次职位变动，组织部门按程序分别对他进行了考察，每次考察他都轻松过关，而且评价比较高。彭的多份升迁考察材料内容雷同甚至前后抄袭。例如，1983年和1985年分别反映他担任区委委员和县委常委的两
份考察材料，让人难以区分，甚至对于彭的缺点，两份材料表述完全一致；1995年和1999年的两份考察材料，也出现类似的情况；彭2001年提拔为市委副书记、2002年调整为政协主席时的两份考察材料，内容也基本一样。关于不足之处，两次考察则是同一个结论：“有时有点计较，心胸还要开阔一些。”在最后两次考察时，其实，彭大肆敛财的行为在这个时期已经露出苗头：他借给孙子过生日、母亲去世之机，变相收受贿赂、礼钱达20多万元，在干部群众中已造成不良影响。而两份材料的评述却分别为：“律己较严，敢于抵制不正之风”和“模范带头，律己较严”
如果用人就以这样的考察材料作依据，那么出现问题是必然的，不出现问题才是怪事。
彭晋镛在不同职位上做的工作、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不太可能“数十年如一日”。考察材料数次出现前后一致，只能说明所谓的考察只是走了过场：要么浮光掠影地考察一圈，根本没发现什么问题；要么发现了问题，却并不将其落实到纸上。考察者甚至懒得在遣词用句上进行斟酌，而采取了“依样画葫芦”的省事办法。而考察时为表示全面公正而加上的所谓缺点，也不过是考察者的想当然而已。因为当彭晋镛被记者问及“是否知道自己考察材料里的缺点”时，他表示并不知道，而且他自认为的缺点是“有魄力”，而不是考察材料里所屡屡提到的“工作有时显得魄力不足”。
考察材料本是为了对被考察者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价，并给用人提供参考。但诸多事实表明，考察材料却成了卑鄙者的通行证，其公信力已受到很大损害。
考察材料被异化，无非是因为考察中的潜规则。
首先，对于被考察者，很少有人愿意得罪。对被考察者而言，那就是即将升迁的“准领导”，考察者不能不考虑其认真考察所可能面对的现实：考察很少有通不过的，即便有什么问题，那也是主流与支流之间的关系，如果自己抓住对方的问题不放，这能有什么好处呢？
其次，但凡对某个人进行考察，即说明其已得到领导的认可，如果在考察中出了问题，这显然是不好向领导交代的，岂不是说领导的眼光有问题吗？
再次，考察圈子的划定存在问题。由彭晋镛我想到了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王怀忠落马后，据该省一位曾参与考察王怀忠升迁的干部反映，他在考察前就耳闻了对王的诸多不良评价，但当考察组前去征求意见时，听到的全是对王怀忠的赞誉，一概说他如何勤政廉洁；持不同意见者根本不敢或没有机会向考察组反映问题。考察者为何对这样的异常没有产生怀疑？考察者到底应该向哪些人去了解民意？怎样才能保证考察的客观全面？这都是需要作出回答的。
显然，这其中凸显的，一方面是考察者不愿意说真话的问题，另一个则是被考察者周围的人不愿意说真话的问题。到底是由于前者的原因将人们对于被考察者的不良反映屏蔽掉了，还是人们出于趋利避害的心态压根儿就不想说出对被考察者的看法？这倒是需要研究的。前者是一种失职，是对被考察者的放纵；后者是一种无奈，并在事实上也让卑鄙者获得了向上爬的通行证。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考察的程序上存在着漏洞。而两者的共性在于，这是人们的宪法权利不能得到完全保障的结果，人们的权利仍被遮蔽在权力的阴影中。
如果能让民意在用人中占据更重的分量，干部任用也由“少数人选人和从少数人里选”变成“多数人选人和从多数人里选”，那么，这就意味着考察材料将由老百姓来“填写”，这样的考察材料才必然是货真价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