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2004年 兴奋与不安交织

　　岁末一瞥

　　对中国人而言，12月24日本应是个普通的周末，但是当我从位于北京东长安街的中粮广场里走出来时，一时间竟有置身异国的感觉——作为商场的写字楼一层充满着各式各样的圣诞礼品和装饰品，“MERRY　CHRISTMAS”的叮咚乐声随处飘来；暮色之中，两棵色彩斑斓的巨型圣诞树伫立在门前，整座大楼则环绕在彩灯的光芒之下。

　　和往常一样，我在大楼一层的建设银行自动取款机里取了点钱。今年以来，这家银行的各个网点都添置了自动取号机和等候靠椅，这多少减轻了排队等候的烦恼。和这家银行同处一层的还有汇丰银行和浦东发展银行，三周之前，北京向外资银行开放了人民币业务。“是不是应当把存款挪个地方？”许多人和我一样这样问过自己，也和我一样还未付诸行动。

　　紧挨着中粮广场的海关大楼依然灯火通明，也许那里的工作人员还在紧张而兴奋地计算着今年的进出口数据。两周前，海关通过中央电视台宣布中国今年的外贸总额已突破1万亿美元，将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

　　那一天是中国加入WTO三周年，在WTO这个全球化加速器的作用下，仅仅用了三年，中国的贸易额就差不多翻了一番。

　　在地铁北京站，卖假发票的男女们和往常一样多，席卷北京的风雪寒流对他们似乎没什么影响，但是蜷缩在地下通道中的乞丐已经顾不上看面前的铁罐了。

　　地面行驶的城市铁路建成通车极大缓解了郊区人口的出行不便，也加速了人口的郊区化。城铁沿线是一座座新建和待建的居民小区，它们一次又一次的将北京这座大工地的边界延展开来。类似的火热场面同样出现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这些钢筋水泥的混合体有力地注释了中国强劲得有些过热的经济增长。

　　不过，在今年8月，我亲眼目睹了一队建筑民工打着“依法讨回血汗钱”的横幅沿街游行，这让我对“拖欠民工工资”这一概念有了更加感性的认识。

　　伴随我一路北行的是各种祝福短信，其中一多半是围绕“诞”的谐音字做文章，对197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戏谑的。

　　我下车的北苑站已是五环开外，这一带的楼价正在向每平米6000元逼近。虽然警惕地产泡沫的声音两年前就已发出、抑制泡沫的金融措施也已采取，但北京上海这些地方的房价依然是“任凭风吹浪打，我自扶摇直上”。

　　从我书桌旁的窗户向外望去，四年前刚搬到这里时的芳草萋萋已经被如今的万家灯火所取代，这多少给我一种温暖而又如梦的感觉。

　　安全的含义

　　32岁的程先生无疑是这个时代的受益者。相较父辈，他没有动荡的记忆；相较兄辈，他没有饥饿的记忆；成年时，他顺利获得了通过高等教育改变命运的机会；工作后，他赶上了中国经济新一轮的高速增长。

　　今年年初，程先生被公司提升为销售总监；年中，他在易庄——北京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社区——购买了第二套住房；年末，他的孩子即将降临人世。

　　“既兴奋又不安”，这是程先生岁末的感受。

　　程先生的不安来自对那些自身能力所无法把握的事情的担心——不公平竞争导致丢掉订单，通货膨胀导致资产贬值，全球化导致竞争加剧和其他未知影响……

　　他这个年龄段的人几乎都不指望社保体系。基于国情，中国政府只能建立广覆盖、低保障的社保体系。对程先生而言，按照公司目前的缴费金额，即使将来社保体系不发生支付问题，他能从中领到的退休金也只有目前收入的十分之一。“看看工资条上的养老保险才几个钱吧，难道你指望退休后靠这点钱过日子？还有医疗，那点医疗保险恐怕只够做个阑尾手术！”

　　即将出世的孩子对程先生而言是又一组兴奋与不安，这些都促使他更加努力地赚钱，为自己，也为家人。“我认为全部资产没有一千万就谈不上安全感。”程先生说。

　　谢先生年长程先生10岁，积累财富的时间也多了10年，现在他的资产已经一倍于程先生的安全线，但是他并不感到安全，“安全感不是有钱就可以有的”。

　　由于工作需要，谢先生一年中差不多有半年出差在外，他说，“你只要一出门，什么事都有可能碰上。像我们这些做政府生意的私人企业，人家随便找点茬就能把你收拾了，但你不请不送就别想做成生意。真要出了什么事，你找谁抗争去？”

　　谢先生自己倒没什么惨痛的经历，可耳闻目睹得多了，他心里总有一丝隐隐的不安。他这个年龄段的人留有对“文革”的清晰记忆，相比程先生这一代人，他对社会动荡有着更多的恐惧。

　　呆在北京的时候谢先生也并不舒坦。今年他所在小区的业主们和物业公司一直纠纷不断，作为业主委员会成员，谢先生没少跟他们理论，但国庆期间他看了一篇报道之后，就多少有点泄气了。那篇报道讲的是聚龙花园(北京第一批高档外销公寓，最高售价达每平米4000美元)业主维权的事情。业主们包括招商局董事长秦晓、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中国证监会规划委员会主任李青原，但这些鼎鼎有名的人物就是奈何不了服务恶劣的物业公司。作为业主委员会主任，李青原家门口还屡屡被垃圾堵塞。

　　“你看看，”谢先生对太太说，“这些人都维不了权，何况我们呢！”

　　26岁的关先生在一家著名跨国公司的北京总部任职。他还没结婚，但已经按揭了一套80多平米的两居室，本来他今年还打算买辆车，但城铁修通和堵车严重让他有些犹豫。

　　关先生用“兴奋而且充满信心”来描述他的岁末感受。“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普遍对未来有信心，而我是其中最有信心的。我现在是中产阶级，但我将来一定不止是中产阶级。”

　　他认为未来竞争肯定会越来越规范，规范意味着平均利润率的降低，意味着普通员工价值的降低，这样公司削减员工社保福利支出是必然的事情。“但是我从来就没指望过别人，我完全有信心自己保障自己。”

　　关先生认为，按照60岁退休、80岁去世计算，从工作到退休挣够500万元就能保证基本的衣食住行了。“但是我不喜欢那种坐吃山空的生活，”关先生说，“钱要流动起来，如果钱能生钱的话，也许40岁我就能退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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