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传染病医生桂希恩-发现艾滋村并不难

桂希恩的命运注定与“红丝带”联系在一起　Photocome／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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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

　　他是个好人，他最大的优点是不说瞎话。

　　--民间抗艾英雄高耀洁

　　他是湖北乃至中国战斗在艾滋病防治与控制工作战线上的杰出代表，从他身上看到了中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所取得的成就。

　　--贝利—马丁奖创始人马丁·哥顿

　　提名理由：

　　2003年度艾滋病预防之国际奖项———“贝利-马丁”奖的获得，以及温家宝总理的登门拜访，让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传染病科主任桂希恩和他的事业更为人关注。他是那个1999年首次发现国内艾滋病高危人群并拉响警报的人，此后一直致力于防艾抗艾事业。今天，当中国的艾滋病引起政府和公众高度重视的时候，桂希恩当年的勇气和坚持显得更加珍贵。

　　桂希恩，67岁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传染病医生，中国防治艾滋病史上一个将被永远铭记的名字。

　　5年前，他实地调查，最早揭开了中原地区艾滋病爆发流行的实情。5年时间，他克服重重阻力，几十次深入艾滋病疫区为高危人群免费检查、诊断、救治。

　　2004年2月28日，桂希恩因其“在艾滋病防治领域的开创性工作”获得上年度艾滋病预防国际“贝利-马丁”奖。

　　2004年6月11日，在湖北考察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登门看望了桂希恩。温总理对他说：“我从电视上了解到你。你的事迹令我很感动，你是一个好医生。”

　　桂希恩5年多的个人经历，也同时见证了艾滋病在中国从雪藏到公开，从小范围的重视到举国关注，从歧视病人到渐渐关爱的历程。

　　发现中国“艾滋村”

　　2004年2月27日上午，桂希恩收到河南省文楼村一个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来信——“现在村里开放了，去年12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到我家来了，还坐了半个多小时呢。现在好了，国家对我们艾滋病人免费给药，免费检测，艾滋孤儿也可以免费上学了，还照顾孤寡老人。”

　　看了这封信，桂医生心里暖暖的。五年前，为了摸清疫情，他不得不像一名“地下工作者”一样在河南上蔡县“东躲西藏”。

　　如果不是记者一再的追问，桂希恩并不想提起这些往事。他总是一语带过：“都过去了。”

　　他也从来不认为发现中国艾滋村是一件在技术上有多困难的事。他说，真正的“困难”在于现在很多有专业知识的医生不愿意到农村去，他去了，就这样碰上了，仅此而已。

　　当时，一位来自河南的进修医生告诉他，老家上蔡县文楼村有许多人染了怪病相继死亡。6月底，他在天津参加一个全国传染病会议，会议结束后，回去的路上他就在驻马店下车，到了文楼村。

　　“我去看的第一个病人叫孔留柱，有发烧、消瘦、腹泻，口腔有真菌感染症状，非常像艾滋病，我就给他抽了血。那一次，我只带了11个管子，抽出11个血样，回来做过筛实验有10个HIV(艾滋病)是阳性的。那些人都和卖血有关。”

　　桂希恩决定做确诊实验来证实的时候，很多人不赞成，他们明确地说，这不是你个人能力能够解决的事。但桂希恩想到的是他可以解剖一个麻雀，然后把解剖的结果报告给有关的领导，引起他们的重视。

　　结果被证实了。震惊之余，桂希恩不得不相信这样一个现实，这一切，来势汹汹。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受经济利益驱使，河南省某些地区非法和不规范的采血现象盛行，就在这段时间，艾滋病毒通过交叉感染在卖血者当中开始传播，而且危及到了亲人。在桂希恩的个人调查之前，疫情发展如何，无人知晓。

　　他决定向有关部门报告，几天之后，他给当地的卫生部门写了封信，建议他们赶快对艾滋病病毒的携带者和家属进行控制，同时建立一个爱心医院，收留这些艾滋病人。

　　桂希恩写给上蔡县的信忧心忡忡，“我担心我看到的是冰山一角，一个比血吸虫更可怕的瘟神来到这个地区，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信寄出去后，他并没有得到回音。

　　“我原想7月份放暑假时，带一个医疗队到这儿来，同时对这个病作一个更详细的调查。结果卫生局长不同意，禁止我去。但是我和那里的病人和医生一直保持联系。”桂希恩说。

　　“考虑了两个多月后，为了对这个事情负责，我觉得应当再去。”桂希恩在那年的中秋节又悄悄去了文楼，带上了三个学生，四个人两天抽了140多个血样。

　　结果让他更为震惊———“超过一半的标本是阳性的！”

　　在秘密状态下，桂希恩完成了对村庄疫情的初步调查，1999年10月中旬，他将自己的发现正式报告给了当地政府。10月底，他又向当时的李岚清副总理寄交了自己的调查报告。

　　北京方面很快有了回音，桂希恩被请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详细汇报疫情调查结果，不久之后，上级部门派遣工作组进驻疫情高发区。

　　后来有一个官员说，当时不让你来因为你是湖北的，怎么管到河南来了？这话让桂希恩很难受，“艾滋病是没有国界的，哪里来的省界？”

　　很多人觉得桂希恩当年做了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桂希恩觉得不过做了一个医生该做的事情。“作为一个医务人员，如果看见别人如此痛苦还无动于衷，那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医务人员。”

　　500个艾滋“病人朋友”

　　5年中，桂希恩每隔几个月就会去一次河南，送医送药。直到现在，他67岁的年纪，还经常只身奔赴那里，去看望当地的病人。每次去河南，桂教授都是自费，而且往往还要自费给病人一些帮助，对于这些，他都很低调。

　　不仅作为一个医生，他还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去的，他自带面包和水，常常是这个晚上用幻灯给当地农民讲课，那个晚上就去看病人。

　　他每次去就住20块钱一个晚上的小旅馆，为了方便农村的病人来。“高档些的旅馆可能还不让他们进来呢。”怕小旅馆老板发现那些艾滋病人也赶他们走，他还不断地换旅馆住，“要是反复在一个地方，总是病人来，我怕露了馅。”桂医生不怕吃苦，他说：“能住上小旅馆不错啦。我曾经在藏区工作过，还有一次从武汉一路骑自行车到南京，那时候在自行车上绑一个席子，一个帆布，在堤边上睡的觉。”

　　有个病人，全村的人都怕他，他用过的东西连他的亲戚朋友都扔，不敢碰。桂希恩特意跟他拍了一张两个人握手的照片，让他放大后贴在墙上，“你跟人家说，这个老医生都不怕，你们怕什么？”

　　桂希恩拿着他上周去湖北一个农村看病人的照片对记者说：“这是我们在那儿遇到的惟一一个不好好吃药的人。”

　　照片上，桂希恩正在和病人拉钩，病人露出难得的笑容。“我跟他拉钩，让他保证以后坚持吃药。相片为证。”

　　因为艾滋病，桂希恩在60多岁的年纪又认识了500个朋友，这个数目还在不断扩大，朋友来自各个社会阶层，各个地区。他们中间有很多人都定期和他通信，而每一封信，他都亲自来回。为此他还买了个手机，平常也不开机，记者找他，只能打到办公室，他说这条热线，是专门为他的那些病人朋友们而设的。

　　如今，河南艾滋病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70多名官员驻村带来的改变让桂希恩感到欣慰。

　　2004年6月11日，温家宝总理走进了桂希恩的家。

　　桂希恩说：“中央对防治艾滋病越来越重视，政策也越来越好，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为此感到高兴。”

　　桂希恩还是忍不住和总理谈到了他4月份去新疆伊犁的感受。“现在血液传播得到了控制和重视，但是吸毒传播正在蔓延。”当地卫生部门的人告诉桂希恩，那里吸毒的人中高比例地感染了艾滋病。

　　“我们应该记得林则徐，鸦片战争失败后他被发配到伊犁，他却开始建设边疆，作了很大贡献。但是如果他在天有灵的话，他会掉泪。就在他当年搞建设的地方，现在有那么多人得了艾滋病，而且是吸毒造成的。我们有比林则徐更多的理由把吸毒的问题控制好。”

　　“防治艾滋病，医生的素质和责任心需要提高。”桂希恩最近一直忙于和美国的霍普基金会合作的培训治疗艾滋病医生的项目。“艾滋病高发区的基层医生急需培训，他们可是救火队员啊。”

　　医生培训班不收学费，不收住宿吃饭费，还给报销交通费，新疆、山西、云南、广西的医生也纷纷前来学习。“惟一的要求是，这些医生回到当地必须再给其他的医生上课，把学到的经验交给他们。”

　　上个星期，桂希恩刚从湖北的巴东、襄樊、浠水等有学员的地方回来。他去基层农村检查医生们回去上课的效果。培训的效果很不错，桂医生很满意。但是前两天收到的几个白纸包着的药粉让他很不安。“没有任何批文，甚至没有名字，有些卖假药的人就把这样的药给病人吃。有的药有很严重的副作用，还死了人。在河南有些地区不少病人的正常治疗正在受这些假药的干扰。”

　　他最近接治的一个病人，吃了一种很贵的中药，病情越来越重，而做这个药的人听说现在得到了当地主管部门的经济资助。“这个问题很严重，迫切需要整顿。”桂希恩说。(本报驻沪记者　沈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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