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画家张仃：一部活的现当代中国美术史

　　本报记者韩雨亭

　　他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全国政协会徽和开国纪念邮票的设计，诗人艾青说他“走到哪里，摩登就到哪里”， 他涉足多个艺术领域且成就卓著，无论漫画、年画、书法、壁画、宣传画、装饰画、水墨画、焦墨画还是工艺设计，更有人说 他是“一部活的现当代中国美术史”……

　　他就是张仃。与其艺术成就同样丰富的是他的人生经历：抗战期间搞过文化救国的先锋运动，去过红色延安，读书时 饿过肚皮，蹲过国民党监狱，延安时挨过整、文革时遭批判，饱尝了人间的酸甜苦辣。

　　张仃现在88岁了。约访张仃先生真是一件难事，从去年十一月开始约，却一直未有大的进展。他的夫人灰娃女士说 ，张老因身患重病，必须悉心调理才行，医院的大夫对他的生活起居要求很严格，让张老不能再工作了，否则会妨碍身体的有 效康复。而且，整个护理的过程非常复杂。由于年迈力衰，病症较为复杂。几年前，医生先是发现他脑子里长了一颗体积不小 的瘤子，因考虑到其年纪，不敢贸然开刀切除，一直采用比较保守的疗法进行调养。前两年，他又出现了肾功能衰竭的症状， 一共住了两次院，这一下可忙坏了灰娃女士。

　　与所有上了年纪的人一样，耄耋之年的张仃听力出现了大问题，若不戴助听器，几乎听不见别人说话。夫人特意给他 买了一个价值几万元的高级助听器，可他对助听器没有任何兴趣。所以，很多前往探访的客人，通常都会遭遇沉默冷场的局面 ，不了解的人会尴尬。不过，时间长了，大家也就习以为常。

　　“清晨，我在郊野散步。在小树林中，可以听到各类鸟叫。当然我不是传说中的公冶长，我不懂鸟语，但是感到很好 听，鸟鸣是很‘悦耳’的。”相对于人，张仃似乎更喜欢体验自然的雅趣。

　　为艺术差点丢了性命

　　“他这个人，除了艺术之外，什么都不在心里！生活自理能力极差。”夫人灰娃对记者说。他也是一个对政治远不如 对艺术敏锐的艺术家，这让他在多次政治漩涡中吃了大亏。

　　幼年时，张仃便显现出了极高的艺术天赋，五岁时自学中国画，临摹了如《偷桃图》、《封侯挂印图》等一大批传统 画作品，尤其是擅长画猴子，惟妙惟肖。这让私塾先生的父亲很高兴，把他送往北平求学，并不奢望出什么大成绩，只希望他 将来能有一口饭吃。

　　可9·18事变发生后，日本人占领了热河，父亲失业，还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读书的张仃，因失去了经济来源，生 活异常拮据。内忧外患，使得他很不习惯呆在学校过着成天勾工笔、画仕女的安静生活。他开始喜欢上了鲁迅的作品，一本《 伪自由书》常放在身边，到现在他还认为“鲁迅的文字最好，我每天读”。

　　为了表达对国民政府的不满，他创作了一大批抨击时弊的漫画，如《有吏夜捉人》、《焚书坑儒》，发表在一些进步 刊物上，颇得读者喜欢。除此之外，他还串联学生，参加各种抗日救国组织，是当时颇为“前卫”的自由艺术家。

　　他的政治立场与行为触怒了国民党当局，1934年夏天，他因筹建左翼美术联盟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先押往南京， 但念他“年幼无知”，只让他在“苏州反省院”“反省”三年，最后也只让他呆了半年，这是他第一次因为艺术成为了“政治 犯”。

　　从“苏州反省院”出来后，张仃回北京呆了几个月，又去了上海，因为上海当时有很多进步的漫画刊物。

　　在上海的两年里，张仃主要创作一些时事性的讽刺漫画。为了让作品的“时事性”更强，他每天晚上都准时打开收音 机，收听时政新闻。他用超乎想象的扭曲、变形的漫画作品，讽刺时局的荒诞、残暴及政府的无能。

　　后来去了延安，在“鲁艺”执教，张仃用自己擅长的漫画“变形”手法，给二三十位延安的知识分子，每人画了一幅 变形的肖像，丁玲、艾青、华君武、萧军都纷纷成为了他笔下的“变形金刚”。可万万没想到，这却招致部分人的反感，“鲁 艺”还专门开会批评了他，理由是“丑化了革命同志”。据说，在变形画里，张仃把萧军画得像一个土匪，把刘白羽画得像一 只兔子。

　　1943年7月，康生在延安发起了一场“抢救运动”，查混进延安的国民党“特务”，搞得沸沸扬扬，人心惶惶。 为了查出“特务”，威逼利诱，很多人实在吃不消了，便违心地主动承认自己是“特务”。比如诗人郭小川，为了免受连番的 审查之苦，有一天就“坦白”了。

　　在这场运动中，张仃也被列为审查对象，当“专案组”的人问他是否是“特务”时，他冲着审查他的人大骂“你他妈 的才是特务！”，“专案组”一看这个人惹不起，也就不了了之了。

　　“由于自小受到的中国传统教育，使得他的个性很儒雅，同时，他亦有东北人的强悍，生猛泼辣。”研究员李兆忠说 。

　　1949年，张仃调入了中央美术学院任实用美术系主任，当时，他领导中央美术学院专家小组，参与了国徽的设计 工作，他以天安门为主体的设计方案得到领导的认同。而另一个以梁思成、林徽因为首的清华大学专家小组的玉壁则因“太文 气”，未获通过。

　　1960年，张仃领着中央工艺美院三名研究生，前往云南采风，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想把西方现代派的美学理念与 中国的民间生活结合起来。经过长达半年的采风，创作出了一批具有中国味道的装饰画，内容以反映云南民间多姿多彩的生活 场景为主，这批画于1961年在工艺美院展出，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不过，这时阶级斗争的气氛越来越浓烈了，对于这批云 南采风的作品，很多人欢欣鼓舞，认为这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另外一部分政治嗅觉高的艺术家则相当紧张，认为张仃 有搞流派之嫌。华君武看完说：“这是毕加索+城隍庙”，在今天看来，这句话好像是表扬，可当时的真实含义则是“资本主 义+封建主义”。

　　人性与世道的险恶，让张仃一度对色彩失去了兴趣。尤其讨厌红色，因为这会让他联想起文革时期的红海洋，甚至家 里的大红被子他都要翻过来盖。在他眼里，惟有自然更为亲近，于是凭着剩下的一支毛笔和墨盒，天天到香山脚下去画焦墨山 水，没想到，这一画竟让他成为了中国焦墨画大师，他的焦墨画也由此成为一绝。张仃说：“黑、白、灰是一种学问，大千世 界眼花缭乱，黑、白、灰给人以极大的安慰，使我神清气爽。”

　　延安的“时尚设计师”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延安成了当时很多革命青年眼里的“乌托邦”。

　　延安很热闹，周扬、何其芳、周立波、严文井、张庚、塞克、田芳、甘学伟、冼星海、杜矢甲、蔡若虹、马达等，纷 纷齐聚延安，给贫瘠、荒凉的大陕北注入了文化生机。陕北的自然风光、革命激情、民间艺术，也对张仃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 。

　　1938年，张仃到了延安后，毛泽东亲自安排他在“鲁艺”美术系任教，主要是讲美术知识及美术欣赏。与他同事 的有音乐家史洛蒙、刘炽、杜矢甲，还有学者专门讲鲁迅。可以夸张地说，凡是城市的大学里有的，“鲁艺”应有尽有，专家 、乐队、歌咏队、艺校、文工团等，气氛十分活跃。

　　后来，张仃又被委派到重庆去筹办《新美术》杂志，没想到“皖南事变”爆发，国共摊牌，他在重庆的那一帮老朋友 分手，张仃又回到了延安。

　　回到延安之后，他没有再回“鲁艺”教书，而是去了由丁玲、艾青等人主持的“文抗会”，因为他不喜欢“鲁艺”的 氛围，觉得“文抗会”的自由气氛更适合自己。正好，“文抗会”里面有几间闲置的破房子，于是，大家便商量能不能把这几 间破房子利用起来，搞成一个延安的“作家俱乐部”。萧军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张仃，让他“把这几间破房子装修装修！”

　　接到这个任务后，张仃找了两位当地木匠，就地取材，因陋就简，又找来山民编织的牛毛毡，一点木材，用蓝、白土 布围起一个酒吧，在酒吧服务的是萧军夫人王德芬。山民们筛面粉用的工具叫做箩，细铜丝编织成，四周团以木片，成圆形， 将这箩叩挂在墙面上，里面点一盏小油灯。灯光从细铜丝孔射出，光线朦胧柔和，四面墙全有。正面墙高处悬挂“文抗”会徽 ，也由张仃设计：一大团火苗中一把钥匙，象征文艺家是普罗米修斯。几间破房子在张仃的设计下，变成了延安政界、文化界 最爱去的地方，包括毛泽东、林彪、江青也常去“作家俱乐部”跳舞。

　　艾青说：“张仃先生走到哪里，摩登就到哪里。”

　　“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

　　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重建与文化复兴是两大课题，中国画又是文化复兴中的重要部分。

　　关于如何改造传统的中国画，当时有两大派别针锋相对，各不相让，一个是主张推陈出新、全盘西化的虚无主义，另 一个则是主张老祖宗的东西坚决不能动的保守主义。张仃对这两种看法都持保留意见，主张“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 ，并主张中国画改造要与生活结合起来，走写生的道路。

　　对于这一点，学者李兆忠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政治最大的转变便是农村代替了城市，占90%的农民、工 人阶级成为了社会的主流。为了让艺术更贴近老百姓，张仃提出了以写生为主的艺术创作道路，是非常正确的，通过深入生活 进行创作，能够打出一条路来。

　　张仃认为，相比那些阳春白雪、单纯追求趣味、严重脱离现实的所谓“高雅”艺术，根植于民间生活的艺术更具有强 劲的生命力，所以，只有深入生活，中国画才可能有希望。张仃说：“画山水画，少不了造险。险从何来？从大自然中来，从 生活中来，从自己的感觉中来。如此，其险可倚。”

　　1954年，张仃、李可染、罗铭一行三人，到上海、苏州、杭州等地写生。几个月后，《李可染、张仃、罗铭水墨 写生展》展出，在全国美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上海、南京等地的画家纷纷效仿，走写生的道路，

　　张仃说，“单纯追求趣味，忽略情感、情绪，是目前中国画创作的一大弊端，由此而助长了制作之风，产生了小巧、 浅薄。这几年，大家都说中国画面临危机。我是一个乐观派。我认为，没有中国画的危机，只有中国画家的危机。”

　　不过，张仃没有在中国画写生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忙碌的设计艺术已经让他没有功夫再出去写生了，而与他一同下 江南的李可染却沿着这条路长驱直入，成了中国画的大师。

　　与毕加索相遇

　　如果问张仃，一生中，他最喜欢哪位画家，张仃的答案一定是：毕加索！两者相较，毕加索与他的艺术生命更为接近 ，甚至，“毕加索”三字差点让他在文革期间丢了命。当然，张仃也很喜欢梵高。他说：“我看梵高的画很激动，我学梵高是 学他的心而非学他的技。梵高是带着感情画画儿的。”

　　最早，张仃便在延安“鲁艺”的美术课上，给学生讲授毕加索、梵高，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让很多老师甚为 不悦，甚至排挤他，认为他在艺术上“崇洋媚外”，革命立场不坚定。

　　在反对者中，包括画家蔡若虹，认为张仃之所以推崇毕加索、梵高只是为了哗众取宠。有一次，蔡若虹杀鸡请客，他 对着血淋淋的鸡头嘲笑张仃说：“看，这就是毕加索！我一天可以画它几十幅。”

　　文革时，张仃的云南装饰画作品又被华君武评为“毕加索+城隍庙”。毕加索这个名字似乎一直伴随着张仃的整个艺 术生命。

　　1956年，世界博览会在法国举行，张仃领命前往，主要任务是设计世界博览会的中国馆。去法国之前，张仃预感 此行能见到自己仰慕已久的毕加索。于是，他细心准备了礼品，一个是中国民间艺术中最常见的门神年画，另一个则是齐白石 的水印画册。

　　当张仃设计完中国馆，在旅法画家赵无极的相伴下，四处搜寻毕加索的画册时，接到了前来法国访问的中国文化代表 团的电话，让他赶快加入代表团，张仃欣然答应。

　　加入代表团不久，张仃便提议去拜见毕加索，由于毕加索也于1944年加入了共产国际，属红色身份，在政治上不 存在什么问题。很快，这个提议获得了批准。在法国南部坎城像兵营一样大的别墅里，张仃终于见到了毕加索。但由于当时在 场的翻译有点问题，所以此次会面聊得并不尽兴。

　　中国当时的外事纪律很严，类似给国际友人送礼品等小事，还得通过会议才能决定。当时，给毕加索送礼的事是由代 表团一名女政工干部主持的，这位干部认为门神是中国封建迷信的象征，所以不能送门神年画，怕这样会影响新中国的光辉形 象，这个决定让张仃很遗憾，他坚信毕加索一定喜欢他准备的门神年画。于是，张仃便把那套齐白石的水印画集送给了毕加索 ，毕加索也回赠给张仃一本自己新出的小画册，并在小画册上用蓝色的铅笔签上了“张仃”两个字，还画了一只和平鸽。彼此 互赠礼品结束之后，毕加索专门戴上面具，打扮成一个“斗牛士”，把文化代表团的人逗得哈哈大笑。

　　这次会面让张仃终生难忘，为此，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描述毕加索画室的情况，对画室的布置描述得很细致。从这个 细节可以看出，他对自己敬佩的同行观察得很仔细。

　　两个月后，张大千去拜访毕加索，毕加索说：“我真不明白，你们中国艺术家为什么要到法国来学艺术。”后来，他 还把自己临摹齐白石的画给张大千看，问他画得对不对。显然，张仃送的《齐白石水印》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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