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民 这是我们的记忆

　　本报记者 蒋志高 发自深圳

　　1990年夏，深圳蛇口。一个普通的夜晚。

　　在一个打工族的居住地，1%的人去参加各种培训班或者讲座；0.1%的人在生病，难受地躺在蚊帐中呻吟着；5%的人在看露天电影，或者在路边的小店门口围在一台电视机前， 看别人的城市，看别人的故事；50%的人在宿舍里洗澡、洗衣服、刷鞋或者阅读一本过期的杂志；剩下的人则在轧马路，围着一幢幢楼房漫无目的地转圈儿。

　　浑浊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复杂的味道：希望、失望、焦虑、迷茫、彷徨、躁动，以及说不清的欲望。

　　模样朴实、眼光有些迷离的摄影师张新民居住在这里，他决定用自己的镜头来记录这一切。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是大多数人的生活。”这位不时冒出一两句国骂的四川德阳人说。

　　告别昨天

　　1981年，张新民还是四川一个企业报的编辑，因为偶然间得到了一台理光-10相机，开始沉迷于摄影。7年后，36岁的他决定改变自己平淡的生活，离开了家乡，来到刚刚建省的海南，在《海南经济报》任摄影记者。

　　那时，张新民背着照相机，成天混在渡海前来的十万淘金者当中，吃着蒜茸通菜和咸鱼干，心里却想着如何把照片拍得“艺术”和美轮美奂。由于摄影理念的不确定，对这段经历他至今还“追悔莫及”。

　　“我当时的摄影还是传统的模式，对摄影究竟是什么还不清楚。我不可避免地受东南亚沙龙摄影的影响，追求一些比较唯美的东西。当时的海南可谓乱世，英雄起四方，这种严酷的生存搏杀很精彩，这种动荡是无穷的资源啊。可是那时摄影观念滞后，看不到这些东西，觉得这个不理想。” 张新民说。

　　1988年底，张新民离开海南。翌年1月，他来到当时在思想界有很大影响的《蛇口通讯报》。11月，这家报社突然关闭，和所有人一样，张新民立即陷入了失业的恐惧中。

　　直到这时，张新民表示自己才开始了对“我们活着是为什么、我们做这些是为什么”等问题的反思。

　　“我1981年就开始接触摄影，但摄影究竟是什么？在这之前，我没有刨根问底地问这些问题。(失业)那时我已经37岁了，我不是天分特别好的人，活那么大岁数才想自己究竟要做什么。”那一年，张新民办了一个展览，题为《昨天》。“我觉得，要想活着，就必须告别昨天。”张新民说。

　　从此，张新民开始关心自己的生活，关心周围人的生活。“经历了那样一些波动，开始问一些跟自己内心有关联的问题。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到这么远，我要做个题材，我要记载底层的生活啊，都不是。我没法拍别的东西，我也没有兴趣拍别的东西了，这个时候我开始拍自己周围的生活。”

　　于是，从1990年开始，失业的摄影师张新民拎着一部莱卡M6和一部尼康F4相机，将镜头对准了生活在自己周围的打工仔、打工妹。

　　“我跟他们比较‘通’，我觉得我跟他们一样，我的出发地是四川德阳，跟他们的出发地一样，我的目的地跟他们也一样，无外乎就是找出路。”有了这样的认识后，张新民拍摄画面时就不再只想着靠形式上的张力来感动人，而是力求从人物的内心世界去发现一些东西。

　　“第一批拍摄的打工妹的照片就和我过去的照片不一样，脱离了传统的‘摄影机器+人’的模式，直接把镜头对准人的内心，人的生活，读者也能感觉到跟过去的照片有区别了。”张新民说。

　　艰难的拍摄

　　当时，无论是作为拍摄者的张新民，还是作为被拍摄者的打工族，都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处在中国社会最大转型期的潮头浪尖。

　　建国初期，中国的人口流动和迁徙并不受行政限制。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初，平均每年约有165万左右的农民流入城市。“大跃进”及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更是一度出现农民非正常地向城市“急剧转移”。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此后，城市开始向农村遣返人口，仅1964年，就有1300多万人被遣返。至此，中国城市的大门对农民完全关闭。

　　在1950年以后的40多年里，据国家统计局有关专家的测算，农业通过“剪刀差”形式为工业提供了12580亿元人民币的巨额积累资金，扣除支农资金和从农业部门得到的收益差额，农业为工业提供净资金支持达10636亿元人民币。

　　198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20多年严苛的城乡隔绝体制终于有所松动。此后几年间，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地向乡镇企业转移。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沿海地区的开放，一向安分守己的农民开始离开脚下的土地，离开他们熟悉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村生活，像候鸟一般涌向沿海的大城市。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汹涌的打工潮更呈波澜壮阔之势。

　　此时的张新民，不再只将镜头对准自己的左邻右舍，他开始大规模地记录这个庞大的群体，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声音、他们的诉求，将打工族的真实处境跃然于自己的镜头之中。

　　这个过程，让张新民心力交瘁。

　　“很多时候我按不下快门。”张新民两眼望着窗外，眼睛泛红。10余年坚持不懈的拍摄历程，使他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命运有着比旁人更为深刻的理解。

　　“当你看到一个女工被带进收容所，脱光衣服搜身的时候，你还能拍得下去吗？”他愤怒地问,“她也是人啊，这是多么大的屈辱，你知道吗？你以为你拍一张照片，她的命运就会改变吗？不可能的，我太清楚了。这是社会的事，摄影师的作用其实很有限。”

　　为了拍一个洗墙工工作时的照片，张新民和那个叫钟家财的湖南民工一起顺着绳子从26层楼处溜到地面。为拍另一个来自湖南的打工妹向利群回乡过年的照片，他和她挤在一辆长途大巴车的发动机盖子上，颠簸了41个小时。

　　“他们活得很辛苦，我的内心可能比他们还痛苦。有时候，这种痛苦大到足够摧毁你自己的地步。”他喃喃自语道。

　　张新民很喜欢崔健的《农村包围城市》，尤其喜欢里面的歌词——“毛主席说啦‘农村包围城市’，现在我们来到你们这儿怎么着吧。我们没有偷你们的也没抢你们的，我们每天干的活儿都是你们不想干的，你们在领导面前都像孙儿似的，可一到我们面前你们都跟大干部似的，什么身份证儿暂住证儿健康证儿，难道你们城里就不是我们中国吗？给我碗水喝。”

　　“是啊，给碗水喝，”他微笑着说。

　　城乡关系新变化

　　在目前的中国摄影界，像张新民一样做这个题材的人并不多。“这个东西不赚钱啊。如果以功利来决定做什么不做什么，还不如干脆去做生意，干嘛戴一顶文化的帽子？真没劲，赚钱并不可耻啊。”张新民说。

　　就这样，一直拍到1995年。张新民忽然发现，他在拍的其实都是同一个故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传统的、多年不变的城乡关系正在崩溃。“这个时候我才想到拍农民进城这么一个大的故事，前几年拍的都是不明确的，这个时候主题才开始凸现，就是农民进城给农民带来的变化、给城市带来的变化以及中国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

　　2000年前后，中国城市的户籍政策开始逐渐松动和变革，暂住户口、临时户口、蓝印户口等相继出现。“仍然有民工潮，但是内涵已经起了变化。现在是城市向农村侵袭，城里人要农民交出土地，给你个城市户口能干什么啊？”张新民说。

　　就在这一年，摄影师张新民拍摄10年之久的专题就此打住。

　　2004年，张新民将这些照片结集成册，题目为：《包围城市——中国农民向城市的远征》。

　　是年3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承诺：5年内取消农业税。

　　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农民第一次对城市说“不”。从珠三角到长三角，“民工荒”从年初持续至年末。下半年，见诸媒体的民工争取自身权益事件开始增多。

　　有评论认为：“一个新兴的阶层，正以自己的方式与城市和资方博弈。农民工已从一个惶恐进城的庞大外来工群体，成为一个植根于城市的新兴阶层。”

　　访谈 “我没有刻意展示苦难”

　　时代人物周报：你拍摄这些照片的意义何在？

　　张新民：照片的社会功能是社会给予它的，不是摄影师给予的。公众需要它发挥什么作用，它就有什么作用，摄影师是很无力的，你对它的定义都没有任何价值。我只是把我当时的感受切了下来，没有考虑其它理由。作为一种记忆也罢，作为一种视觉记录也罢，或者说是一个资料也罢，我只是觉得我干这个活就应该去做，做其它的我觉得没意义。

　　时代人物周报：你觉得自己和被拍摄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张新民：关系？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我是大多数人之一。他们在用自己的努力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非常艰难。照片其实是一面镜子，它除了映出被拍摄的人以外，还折射出了照片背后摄影师的观点、立场、心态。他拍这些照片，他怎么想你都能看得到，这种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在照片中一目了然。

　　时代人物周报：他们的生活为什么可以感动你？可以感动别人？

　　张新民：因为他们让我联想起自己的生活，联想起自己的周围和所处的环境。照片首先只有感动你，你才可能拍。它只有打动你，才有可能打动别人。

　　时代人物周报：具体说是什么东西打动了你呢？

　　张新民：首先他们也是人，我也是人，人其实都是一样的。他住棚屋，你住别墅花园，你也是人，如果大家都回到人的立场，其实没有多大的区别，我只是运气好一点而已。

　　时代人物周报：拍摄10年后回过头来看，你从自己的图片中读到了什么？

　　张新民：我读到了我自己，我跟他们是一样的。

　　时代人物周报：为什么不认为这是一种“见证”？

　　张新民：“见证”这个词带有……我不知道怎么来说，我总觉得这是一种记忆。我有个朋友，跟我去西藏，路上出了事故，结果失去了记忆。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记忆，会是怎么样？一个人是这样，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记忆，会是怎么样？共同的记忆就是成为一种共识。一个没有记忆的社会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我们很多记忆就被社会或者我们自己强制性地抹去了。

　　时代人物周报：我感觉你的照片中有一种很粗糙、很野蛮的向上生长的力量，而不是很阴暗、很压抑的东西。

　　张新民：对，因为我心理不阴暗啊。我没有刻意去展示苦难，而且他们绝对不是来寻找苦难的，他们同样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改变自己的命运。

　　“底层必需被知道”——顾峥谈张新民作品

　　《包围城市——中国农民向城市的远征》一书出版后，受到了社会学家及三农问题专家的广泛关注，《时代人物周报》采访了摄影理论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顾铮。

　　“他是试图以全景式的规模来呈现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动中最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农民的离土与融入城市的过程。”顾铮认为，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张新民一直在从事这个巨大的影像工程，意义非凡。

　　在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张新民从现实中摘取了许多瞬间，具体而细微地呈现了中国农民在城市中如何生存并逐渐转化为市民的过程，将农民在城市生活的丰富内容作了精彩而又细腻的呈现。他用自己的摄影作品将城市化进程中不被大众传媒注意甚至有意遮蔽的暗部或者说“另一个部分”做了细腻的呈现。“他以自己不屈不挠的镜头，挤开了真相之门的一丝门缝，让人们了解了在表面堂皇背后的水深火热。”

　　对于张新民积10年之久做出的这种努力，顾铮表示，张新民在视觉与文字上的代言，让更多的人们知道了底层的存在状况。“民工作为社会的底层人物，在获得自我表述的话语能力之前，他们的境况必须首先‘被知道’。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为他们将来得到发展、表述自身的权利与机会创造可能。” 顾铮说。

　　在张新民的作品中，不时可以让人体会到农民与城市的紧张关系。顾铮特意举张新民拍摄的那张高楼擦窗工人的照片为例阐述这种关系，认为摄影师从一个俯视的角度拍摄的这个在窗外工作的民工，因俯视所造成的强烈的透视感可以让人们发现，这个民工与他周围的水泥丛林之间，事实上形成了一种“人在城市如临深渊”的险恶关系。“这正好从视觉上定义了农民在城市中的处境：周围的环境对他是冷漠的，他在城市这个空间是无助的，可以作为援手的资源是有限的，就像他只能抓紧手中的这根绳子一样，农民在这个城市中孤立无援。”

　　采访中，张新民曾多次提到他作为摄影师的无力。对此，顾铮表示自己非常认同，“如果社会的其它力量不联手参与，摄影的无力感就会更加明显，我们更多是需要从制度层面推动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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