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自杀的背后

　　撰文/迟宇宙 漫画/肖丽

　　新年刚刚开始，死亡的消息便接踵而

　　来。印度洋的海啸夺去了十数万人

　　的性命，使人们发现灾难与我们是如此接近。这是近来最令人感到悲哀的事情，它使我们相信：刚刚过去的那段时光 几乎让人绝望。战争和灾难、瘟疫和混乱笼罩整个世界，到处是爆炸和血腥，到处是痛苦和叫喊，到处是欺骗和谎言……

　　曾经激动兴奋的人们不得不从梦幻中醒来，继续无序和讽刺性地生活。因为哀伤解决不了问题，活下去才是胜利。所 以人们在悲哀中抗争宿命，擦干眼泪，继续生活；所以，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有悲伤，也有欢笑；有孤立无援，也有热情捐助； 有落井下石，也有雪中送炭。灾难使人们发现个体的软弱和生命的脆弱；也使人们明白，活在人间是何等的幸福。

　　然而，还是有很多人抛弃了珍贵的人间，在新年到来的时候，选择了“谋杀”自己。在山西运城，鑫龙集团董事长赵 恩龙在新年第一天以跳楼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6天后陕西金花集团副董事长徐凯，在西安一家酒店里同样以自杀方式告 别了珍贵的人间。

　　据报道，赵恩龙“不可思议的死亡”很可能缘于鑫龙集团身陷困境，负债累累；徐凯自杀则可能缘于其感情挫折，但 警方排除了情杀的可能。两个亡灵，都是有名的富豪，拥有令人垂涎的财富及社会地位。他们一个52岁，一个55岁，年富 力强，正处于经营企业的黄金年龄。接近他们的人都对他们的自杀表示惊讶，称他们根本不像会自杀的人。

　　笔者宁肯相信他们是成功地谋杀了自己，因为这会使我们对现如今的社会安全少一点怀疑。但我们同样要疑问：他们 为什么要自杀？是什么力量驱使他们抛弃活在珍贵的人间？有关部门曾做过一个统计，说过去20年里，中国有超过1200 位企业家自杀身亡，而且呈逐年递增的态势。所以，我们的疑问就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在我们经过的渐进式改革中，在一个各方利益纷纷入局博弈的转型时代里，中国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承受着比 常人更多的压力。因为有人“第一桶金”来历不明，其整体便成为“原罪”的对象；当有人不遵守游戏规则、失信于市场及公 众时，其整体便被诟病为缺乏社会责任感。

　　除此之外，由于中国两极分化比较严重，逐渐偏离社会可容忍之限度，社会矛盾开始多发，民营企业家则因为“先富 起来”而成为“仇富”的对象，较之常人，其人身安全也受到更大的威胁。

　　这些“大时代”所特有的宏大背景，使民营企业家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在其日常经营的微观层面，因为市场竞争 加剧，其压力之大亦可想象。较之稍早前的“孙大午事件”所体现之心态，我们的社会虽然对民营企业家已有一定的宽容，但 仍不足以解放其思想的桎梏，舒缓其经营的焦虑。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经刊发一篇文章说：“企业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难以获得投资资本。银行不喜欢借钱 给私营企业，中国股市中上市的私营公司不超过40家。”

　　对于社会中出类拔萃的一代，对于这些能够为社会创造巨额财富、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经济学人》称“私营企业给 人们提供工作的速度比让他们失业的速度更快”)的杰出人物，我们不应仅仅使其拥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政治桂冠，还有 必要考虑如何才能使其得到内心的解放，轻装上阵，为我们的变革时代提供更多的注脚。

　　我们的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是否有必要考虑到民营企业及其拥有者的利益？是否能够像对待跨国公司一样，给予其 特别的支持与优惠？是否有必要关注其生存状态，系统地建立一套评估体系，了解并理解其为国家经济建设及社会发展所做出 的贡献？

　　自杀是一种极端的方式，丝毫也不值得提倡，但自杀是一个人告别残酷世界的惟一手段，它能从某个侧面展示其对所 生活的各种环境及自我的完全否定。1200多名企业家自杀了，意味着至少1200人表达出了绝望，他们曾经抗争过，但 其抗争显然未能满足其需求，他们惟有以自杀进行控诉。

　　每个人的自杀都有其独特的因由，每个人的自杀也都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理解这种社会背景，努力使之获得改善， 不但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更是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路上必须迈出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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