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在法治框架内落实环保国策

　　作者：马克

　　给人的印象一向比较沉默的国家环保总局这次居然一下摸了一批“老虎屁股”———被叫停的30个项目中，既包括三峡总公司、国电公司、中石油这样正部级国字头大企业，也包括内蒙古交通厅、福州市发改委这样的地方行政部门。一石激起千层浪，国家环保总局自成立以来第一次置身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几个比较集中的疑问是：30个被停项目中26个是电力项目，这会不会加剧已有的电力紧缺？被停项目涉及投资几百亿，就业好几万，停下来会不会损失太大？现行的审批程序是否合理，环保总局是否在借机揽权？

　　这些疑问能够被公开提出，既反映了当前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现实，也说明了我国政经层面的透明度和包容度的确在大大提高。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系统地回应了上述疑问，核心的意思：如果以牺牲环境来发展经济，那么你今天赚到10块钱，明天就会丢掉100块钱。他还认为，中国的环境现状已经非常严峻，再不抓紧治理，就根本无法治理了。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的理都是理。但是，小道理必须服从大道理，具体到这件事情上，我们认同潘岳的观点，经济发展不能以破坏环境为前提，所有的小道理都必须服从这个大道理。且不说有一部现成的法律就摆在那里，单凭常识———300万平方公里适宜人居的国土上已经拥挤了13亿人口并且仍在增长，而空气、水、土地等人类赖以生存的必需品整体而言却在不断恶化———我们也不能纵容那种GDP至上的政绩观和发展观。

　　早在1980年代，环境保护就与计划生育一道被列为我国的基本国策。2002年，十六大再次重申了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并提出要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更是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全新的国家发展观。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多次强调，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一定要避免重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问题在于，几十年计划经济形成的粗放增长模式有着强大的惯性，现行的官员选拔评价体系也有待改进和贯彻，要想科学发展观和新型工业化理念落实到各地各部门，落实到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就要有扎实的措施来不断地加以推进才行。

　　电力为何会突然如此紧缺？1990年代末期抑制电力投资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近两年各地方政府以“经济已到重化工业阶段”为理论依据大上高耗能项目恐怕是更重要的原因。经济学家吴敬琏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哪里是什么新型工业化道路？分明是西方国家在19世纪走过的旧型工业化之路！

　　政府如此深入地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去，以至于实行市场经济十余年后中国的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仍然基本重合。其原因就在于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继续扮演着计划经济下的经济建设者角色，而非市场经济下的公共服务提供者角色。

　　从这个角度，环保总局叫停环保违规项目，正是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职能归位。相比建设钢铁厂发电站汽车生产线，政府更应当干的事情是保护环境、投资教育、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等。众所周知，前者正面临着过度投资后的全面过剩，而后者却有数以万亿计的财政窟窿等待填补。

　　但是，我们期待的决不仅仅是一两次“风暴”，而是对政府转型和国家法治化的稳定预期。无论是环境保护，还是新型工业化道路，都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实现。

　　以本次事件为例，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何一次照章行事的环保执法，居然会引发如此之大的社会反响？而一部发布已经两年半、执行也一年有半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为何竟有那么多的企业视而不见？

　　实际上，造成如此局面，执法者也负有责任。执法应当是可预见的常态，而不是根据需要可松可紧的调控工具。急风暴雨式的执法固然能收一时之效，但如果风暴过后法律就被搁在一边，那结果只能是一切恢复原样，同时促使人们藐视和规避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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