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贝贝
二十世纪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重要发现是，语言是依靠区别工作的，一个字并没有实在的意义附着在它本身，意义是经
由字与字的语音和字形区分得以产生存在的。德里达将索绪尔的这一逻辑继续往前推进：这一区分在什么地方停止呢？a是a
，是因为它不是b，不是c，不是d、e、f……
事实上这一区别的过程是无限的，谁也不知道意义区别终止的界限，意义与其说是固定的，不如说它是移动的，弥散
的，它是无数文字互为参照的“痕迹”(trace)。德里达自创了一个词——延异(differance)，说明这个
意义无限延宕的过程：意义取决于差异(difference)，意义必将向外扩散(differre)，意义最终无法
获得，处于无穷延宕(deferment)的状态。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区分了符号和所指物，指出了符号自行其事的
性质，德里达则进一步指出，所有的所指都是能指无限区分的结果，没有一个不是能指的终极所指，意义是一条无限延伸的能
指链，语言是一张无边无际蔓延的网，没有任何纯粹的意义能够充分地存在于语言之内。德里达由此展开了他对语音中心主义
、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
在西方的哲学传统中一直存在着这样的看法：面对面的对话能够直接呈现“我”自身，而一旦诉诸文字，意义就可能
开始被扭曲、异化，文字是对“活的语言”的不自然的模仿，声音则是对意义的直接呈现。在这种语音/文字的二元对立背后
，隐藏着这样的观念：相信语言是透明的，人们可以充分地占有语言，反映现实和表现思想感情。
但是，正如索绪尔所证明的：语言是依靠区别工作的，文字如此，“说话”同样如此，德里达解构了这一语音/文字
的二元对立式：说话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对写作的模仿，正如写作被称作是对说话的模仿一样。不存在所谓本原意义上的语言底
本，所有的“在场”(presence)都是依靠缺乏(absence)工作的，而任何试图创造这样一种“在场”：终
极意义、本质、真实，作为人类的第一原则、标准、目的的努力——都可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
“逻各斯”一词来自于古希腊，指谓言说、真理、理性，它相信有一个超级能指，这个超级能指(在西方形而上学的
传统中，它有各式的代理人——上帝、理念、自我、主体等等)作为事物的基础、本质，不会受到语言游戏的污染，它超然于
语言游戏之外，成为其它词语、概念围绕的中心。但是，既然没有一个“词”能够逃脱出语言之网，这样一个最初或最终的词
就必然是一个虚构，也许真正值得考究的问题是：哪些历史时段，哪些词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意义，获得了神圣、不容置疑的
权威？是什么使得某些概念、知识成为了一个时代主导的核心？这也就是晚近“反本质主义”思潮的滥觞：没有一个所谓的“
天然”的本质高悬在意义的上端，人们总是可以证明，它同样是特定意义体系、社会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的产物，这一意义体
系倚赖于一系列的二元对立项来运作，通过众多围绕先验能指的正项对负项的排斥与贬抑，这个先验能指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
威。
因此，简单地说解构主义就是什么都行，就是虚无主义，这是对解构的庸俗化理解。德里达所致力的，乃在于对一些
意义等级的质疑与批判，并且，他力图揭示出这样一种形而上学思维的根基。虽然，德里达承认，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摆脱这
种形而上学的污染与影响，但是，我们可以保持一种警觉的资态，“首先是回顾，也就是说行使记忆的权力，去了解我们所生
活于其间的文化是从哪里来的，传统是从哪里来的，权威与公认的习俗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没有无记忆的解构，这一点具有
普世有效性，无论是对欧洲文化还是对中国文化来说都有效。即便记忆内容各有不同，但每一次都必须为在今日文化中占主导
地位的东西作谱系学研究。那些如今起规范作用的、具有协调性、支配性的因素都有其来历。而解构的责任首先正是尽可能地
去重建这种霸权的谱系：它从哪儿来的，为什么是它获得了今日的霸权地位？”德里达的解构锋刃因此可以成为极具政治性的
解放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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