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索赔案中方律师:将民间对日索赔官司打到底

　　已故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名誉侵权案终审胜诉以后，她的中方律师刘惠明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刘惠明是一位留日律师，精通日文，与众多日本律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除李秀英的案件以外，他还曾经参与了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赔偿案、平顶山惨案损害赔偿案、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损害赔偿案、慰安妇受害者损害赔偿案、李秀英名誉侵权案等案件辩护团的工作

。2005年1月20日，日本最高裁判所下达了终审判决，李秀英名誉侵权案胜诉。这是第一个在日本最高裁判所胜诉的对日索赔案。由此，刘惠明似乎成了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最新案件：

　　为“杀人比赛”案搜集证据

　　2005年春节以前，记者就开始试图联系刘惠明，但他的时间总是安排得那么紧。从那时到现在，刘惠明奔波不断。从南京回老家靖江过年，春节假期后回南京，然后马上去了广州、福州、厦门，再回南京，这期间，刘惠明甚至连一次电话采访的机会都没有能留给记者。

　　2月21日，记者终于得到了一个面访刘惠明的机会，赶到了他在江苏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此时，刘惠明正在和人面谈，处理一个案件。也许是太忙，他的头发有些乱，在记者为他拍照的时候他还不好意思地整理了一下。办公室也有些乱，茶几上放着取暖器，地上堆着复印纸。他的书桌案头上杂乱地堆着杂志、信件和高高的案件材料，其中一份是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中两名日军少尉“杀人比赛”案件的资料。

　　刘惠明：南京大屠杀期间，侵华日军的两名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南京进行杀人比赛，当时的记载是他们拿着军刀，见人就杀，两人都杀了百人以上。那时日本的报纸上是把这件事当“英雄事迹”报道的。我们国家的中学历史课本上对这件事也有叙述，应该说它很著名。

　　记者：现在出现了什么争议？

　　刘惠明：现在，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后辈认为“杀人比赛”根本不存在。他们提出了诉讼，被告叫做本多胜一，他写的书——《中国之旅》中有“杀人比赛”的记载。同时被告的还有日本的每日新闻社和柏书房株式会社，他们都传播过“杀人比赛”的消息。这个诉讼在2003年4月产生，快两年了，还在审理。

　　记者：那么你是被告方辩护律师？

　　刘惠明：不仅仅是我。我是受日本方面邀请在南京、句容一带搜集证据，翻译资料，并负责回答日本律师团提出的各种问题。

　　记者：目前有什么新进展？

　　刘惠明：进展得很微妙，也十分复杂。控方提出了一些十分细节的东西来否认“杀人比赛”，比如他们提出，当年的军刀砍死两个人刀口就卷了，从句容一路砍到南京，杀了一百多人，根本不可能。我坚持相信“杀人比赛”的存在，并有信心打赢这场官司。但是像这些细节，很难说清楚。每把军刀是不是都一样？他们是不是换过刀？每个人都是被他们用军刀杀死的？……这些都值得怀疑，但是很难取证。相似的问题还有很多，不得不说他们真的很细心，你看单一个诉讼状就那么厚。

　　说着，刘惠明打开文件夹，最上面一本接近1厘米厚的就是诉讼状。底下压着的是厚厚的日文资料，其中有当年报道此事的日本报纸，也有《中国之旅》的复印件。这些东西倒是一点不乱，都被装订成册，按顺序摆放。

　　战后对日索赔案、私人时间和理想

　　刘惠明拥有工学士、法学士、法学硕士三个学位。他1985年从河海大学土木工学院毕业。因为对律师这个行业有很多憧憬，于是在1987年考进南京大学法学院，两年后获得法学士学位，在河海大学法律系任教。1995年，刘惠明得到了自费去日本留学的机会。2000年3月从一桥大学法学部毕业，获得法学硕士学位。2001年，刘惠明回南京，与人一起创办了江苏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同时担任河海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江苏省律师协会国际业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不过很多人在看刘惠明时，这些头衔都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刘惠明在帮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和日本打官司。

　　记者：你是怎么参与到对日索赔的一系列案件中去的？

　　刘惠明：在一桥大学，我算是个积极分子，参加了很多在日华人华侨的社团活动。1998年初，在一位留学生朋友的介绍下，我结识了一批帮助中国人进行对日索赔诉讼的日本律师。他们组成了自己的团体，事务长叫做高木喜孝。他们十分需要精通日语和中日两国法律的人，所以我很容易就加入了他们的工作，他们还经常跟我开玩笑，说我是最受欢迎的人。

　　不久，我就接触了731部队细菌战案件，那是我参与的第一个对日索赔的案件。我加入了辩护团，参加他们每月一次的辩护团会议，参与讨论案情，回答有关中国法律的疑问，并承担文字翻译，接待来日作证、出庭的原告团成员等工作。随后，又参与了平顶山惨案索赔案、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损害索赔案、李秀英名誉侵权案等案件辩护团的工作。

　　记者：你以参与对日索赔的案件为业吗？

　　刘惠明：不可能。那些案子都是要我们律师自己腾时间，自己掏钱的。比如细菌战那个案子，我帮王选翻译了过去的审判记录，那些资料都是用毛笔写的，难认，字数也多。加上其他一些资料，大约有8万来字，我花了一年时间才全部翻译完。用时这么长主要是因为没有翻译材料的时间，只能靠每天少睡一个小时，周末不休息腾时间出来。

　　我每年都要为对日索赔案花掉几万块钱。中日律师之间的聚会、到日本出庭、到全国各地见证人……吃喝住行都是自己花钱，一点报酬也没有。

　　记者：这么多年了，你在这些案件上总共花了多少钱？

　　刘惠明(侧脸微笑)：这哪里算得清！我也不会为这些事情专门记账。不过，就没有私人时间了。我不是没有私人爱好，但就是没有私人活动，连电视都几乎不看。今年过年休息了5天，好不容易有时间陪陪我两个女儿，她们今年一个3岁，一个12岁了，可惜休息的时间太短了。一回南京就遇上了一堆事情，到处跑。

　　记者：没了私人时间很心疼？

　　刘惠明：习惯了。我想这倒不是心疼不心疼的问题。我在日本学习，也在美国呆过，一个很大的感想是我觉得这两国的精英律师都很有理想，会为自己的理想不惜牺牲。我想我也应该这样，尽量多帮助战争受害者。

　　只有朋友，没有偏见

　　刘惠明的办公室有三件装饰品最惹眼：门边的金龙图、桌案上的金龙摆设、书架上日本友人赠送的民俗装饰。刘惠明和他的日本友人坚持爱着各自国家，却能在对日战争索赔的案件中并肩。

　　2月6日，记者原本和他约定的采访意外取消，因为他要赶着去机场接一个“不认识路的日本律师”。在2月21日，两个星期之后的采访中，刘惠明打开了他的电子邮箱，从日本来的邮件占了大部分。说起他的日本朋友，刘惠明甚至有些眉飞色舞，像孩子一般翻箱倒柜，找出一沓日本律师们寄来的贺卡，还一张张地翻给记者看。在其中一张贺卡中，自署一濑的律师祝福731部队细菌战案件索赔胜诉。

　　记者：在参与对日索赔案的时候，这些日本律师都抱着什么样的心态？

　　刘惠明：他们爱自己的国家，所以想把战争遗留问题都搞清楚。现在中国已经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交往国之一。那些律师认为战争遗留问题是中日交往的阻碍，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中日人民才可能真正的友好，中日两国才可能真正互利互惠。另外，律师的宗旨是正义和公平，这些帮助打对日索赔官司的律师都是人权律师，他们希望借助今天的案件恢复战争受害者曾经被践踏的人性。

　　记者：他们在各种案件中是不是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刘惠明：当然。李秀英名誉侵权案就是两个日本律师提出来的。1999年渡边律师和穗积钢律师在日本看到了松村俊夫写的《对南京大屠杀的疑问》，书中污蔑李秀英是南京大屠杀的假证人。他们马上来南京见了李秀英老人，建议她起诉松村俊夫侵犯名誉权。没有他们，李秀英也许都不知道有那么一本书。

　　具体为案件做工作的时候，日本律师都非常敬业。一濑律师的事务所里有一堵装了书架的墙，放的全都是关于中日战后索赔的书。他很热心，中国原告去日本、他来中国都是他自己花钱。还有土屋公献律师，他曾经担任日本律师协会会长，算得上是日本律师界泰山北斗式的人物。在日本我和他接触比较多，他生活考究，是个品位很高的人，他穿的西装、吃的食物、喝的酒都是很名贵的。但是，他来中国就能放弃考究。因为是自费，我们聚在一起讨论案件的时候总是尽力省钱。在上海，我们订的是那种星级都没有的酒店，中午吃盒饭，喝湖南人带来的土酒，土屋公献就跟着我们一起，一点抱怨都没有。

　　记者：他们为中国人辩护，有没有受到压力？

　　刘惠明：有啊。有人接到过恐吓电话。有人收到恐吓信件，信里面夹着子弹头。不过，一般来说他们都是安全的。日本真正的右翼分子并不多。

　　记者：那么你自己呢，安全吗？

　　刘惠明：(大笑)安全安全。我想，在国内我十分安全，在日本我也挺安全的。网上总有人发帖骂日本人，我认为很不应该，我觉得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是朋友，他们和我们一样想解决各种遗留问题。解决问题不是再制造问题，大家不妨放下偏见做朋友。

　　索赔案与声望

　　精通日文、晓畅法律这两点是让刘惠明引以为自豪的资本。如果非要拿刘惠明和其他致力于对日索赔的律师比较，那么他身上最特殊的一点也许就是他的善于经营。谈到日本一濑律师的事务所时，刘惠明说一濑为索赔案花了那么多钱，“居然能支持下来”，由此可见边自费受理案件边保证生活有多么困难。而这一点，刘惠明却打理得很好。

　　刘惠明说，在回国之初，曾有人很惋惜地问他：“你为什么回南京，而不是去北京、上海或广州呢？那里发展的机会显然比南京多。”不过从现在的状况看来，回南京是刘惠明的明智之选。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在几年之内已经获得了规模性的发展。在他书架最顺手的一格中，排着诸多在江苏的日资企业的资料，他是这些企业的法律顾问，他的日常收入很多都是从那些企业来的。

　　记者：是一系列对日索赔案使你在日资企业中很有名气吗？

　　刘惠明：我接手那些案件的确是在担任企业法律顾问以前，但是我认为不存在这一点。回国前，我在日本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待遇是很不错的。回南京就是把那里的一切都放弃了，重新创业。刚回来的半年，我几乎没有业务和客户。我静下心来熟悉情况、做宣传、免费为日资企业开办法律讲座、走访江苏的日资企业，才渐渐赢得了不少日资企业的信任。目前，我已经发展了近十家顾问单位，其中包括理光、住友、横河电机等著名跨国企业。事实证明，我当初回南京的选择是对的。

　　记者：能透露一下你现在的月收入吗？

　　刘惠明：这个不大方便吧。总之，索赔案那点钱我还拿得出。

　　记者：平时繁重的工作会不会影响你对日索赔案的工作？

　　刘惠明：不会。现在我在忙着的是731部队细菌战案件、李秀英名誉侵权案胜诉的执行，还有就是南京大屠杀“杀人比赛”案件。反正我已经牺牲所有私人时间了，再忙都可以适应。而且我不能丢下日常工作，我需要收入来支持对日索赔案件。

　　记者：索赔案和律师所，哪个花去你的精力更多些？

　　刘惠明：这个不好说。反正无论什么，我都会尽全力做好。举个李秀英的例子，她19岁时被日本士兵扎伤，全身有37处刀伤，幸好被一名美国医生所救，死里逃生。李秀英一生养了9个儿女，还是在没有固定收入的情况下，一辈子都很艰苦。她的性格特别刚强，2001年夏天最热的时候，她怕太麻烦我，专程跑到我办公室送材料。我怎么能对这样的老人马虎呢？

　　记者：你以后还会受理类似的案件吗？

　　刘惠明：一定会。在对日索赔的圈子里我很有名，大家都知道我，有什么案子自然会来找我，我自己也很乐意。在李秀英案件胜诉之后，我想很多索赔案都会取得新的进展。本报记者 沈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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