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将于今年废止。按照我们熟悉的说法，这一举措意味着北京市城市人口管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这个“新阶段”的最重要标志，是外地户籍人员来京务工、经商，将不再面对制度化的进入壁垒和就业歧视。而在这一“新阶段”里尚无法实现的，是来京务工人员在户籍、社保等方面，享受与“京籍人士”完全相同的“市民待遇”。这一最终的“平权”目标，大约还要经过若干个“新阶段”方能实现。
相信大部分人对这种渐进式的改革，都会持理解和宽容的态度。“转轨”已经是个被说烂了的词儿，却依然是中国社会的现实。从“管”到“放”的目的，是实现由“死”到“活”，却决不能变成无序而失控的由“放”而“乱”。因此虽然取消户籍的建议也曾被提起，但舆论和民意的集中指向，还是那些最直接和现实地对公民的迁徙自由、择业自由及生活自由构成伤害的制度和政策，如收容遣送制度、暂住证制度等。大部分百姓，还是认同“路要一步一步走”的道理。
而越是面对这样宽容和明理的百姓，社会舆论越是应该强调：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保障宪法原则下的公民权利，实现宪法原则下的人人平等，是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至高原则和最“大”的道理。具体管理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包括各种棘手的困难，都是对管理者管理能力和政治智慧的考验，却不能成为违背上述大原则、大道理的理由。作为社会公共管理的一部分，城市人口的控制和管理，也必须遵循上述原则。
在今年1月召开的北京市“两会”上，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向代表们坦陈：在北京市的人口控制上，过去的行政手段，如户籍、暂住证等，已经不管用或不能用了；而由于对水、电、气等生活基本物资及教育、交通等公共服务价格的严格管制，北京市的生活成本还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价格低地”，于是以经济手段实现人口“市场调节”的方法也很难奏效。北京市的人口膨胀与资源瓶颈之间的巨大冲突，是让他最忧心的难题之一。
上述陈情，真实地表达了城市行政管理者所面临的两难困境。将这样的难题交给任何人，都难免深感棘手。但从中也不难看出，行政管理中的“大道理”，已经成为政府行为所遵从的原则，所谓过去的行政手段“不管用或不能用了”，其背后正是“大道理”对“小道理”的约束。而《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的废止，更是使“大道理”得到了制度的保障。
至于在“大道理”的约束之下，如何化解实际工作中的两难困境，则需要更宏观的政策指导和更高超的政治智慧。譬如如何重新定位北京市的城市功能、如何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如何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逐步建立生活物资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定价机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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