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帆
日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国际执行局局长Thomas V.Fuentes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说：“对余振东这样的腐败官员，我们会来一个，查一个，遣返一个。”另外，Fuentes先生表示中美两国已建立起联合打击刑事犯罪的长效机制。
我们注意到，谈及余振东的归案，Fuentes使用了“遣返”而非“引渡”一词，原因在于，中美两国尚未签署引渡条约，在缺乏条约依据情况下，双方无法启动引渡程序。
国际法上人员移交的形式，主要包括引渡、随案移交、被判刑人移管、遣返四种，这里的遣返，主要针对偷渡和非法移民者。而余振东先是被美国以欺诈罪名判处12年监禁，再经过中美协商达成特别协议后遣送回国，并非法律意义上的“遣返”。说到底，其归案的依据，主要还是《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和经过反复谈判达成的个案协定。
2000年达成的《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是中美两国在刑事司法合作上迈出的一大步，但该协定主要着眼于管辖、取证和物品移交等程序环节，在引渡嫌犯、没收犯罪资产上尚无细致安排。
既然缺乏制度安排，具体个案便只能以谈判形式进行政策抉择。
余振东的成功归案，对人们是很大的鼓舞，然而，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将不得不面对更多的王振东、李振东，如果全部指望个案合作，不仅加大了司法成本，案件本身也会面临一系列质疑，比如“携款出逃的官员被承诺免死是否有悖平等原则”、“未经法庭审判承诺最高刑期是否违反刑事诉讼基本原理”，所以，个案合作必须转化为国际合作反腐的长效机制。
所谓长效机制，首先是指各方都能郑重对待国际合作反腐的重要性，互设常驻机构，相关部门加强沟通，积极进行情报交流和案件通报。在这一点上，正如Fuentes所言，中美合作进展迅速，在过去的两年里，双方都成为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布什也在去年发布命令，宣布禁止卷入腐败活动的外国人移民美国，并在美国本土加强了没收外国贪官非法资产的力度。这些都为双方的合作拓展了广泛空间。
当然，既然是长效机制，我们也不能光看人家的态度，个案中的讨价还价，最终还是应落实为白纸黑字。如果缺乏规范的程序，一切谈判都只能沦为桌上的利益博弈，缺乏稳定性和公信力。
在此方面，没有《国际刑事协助法》是我国一个很大的缺憾。比如Fuentes声称，如果中方提出调查申请，美方将“来一个，查一个”。那么，该程序该如何启动？我国又应由什么部门具体承担这一沟通之责呢？在我国已签订的几十项司法协助条约中，有的指定司法部负责，有的指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几大部门固然都曾在以往个案中承担过相应职责，但是，若沟通由固定部门负责，不仅符合国际通例，还将有助于建立顺畅、稳定的联系渠道。
另外，为了应对“死刑不引渡”这一国际法原则，应由什么机关，在什么前提下作出不施用死刑的决定？又由何机关按何程序正式对有关国家进行承诺？这些都是实践中亟待解决与规范的问题。
国际合作，不仅是观念扭转、沟通加强的过程，也意味着法律细节的不断完善。如是，合作才谈得上可操作、有效率。只有《反腐败法》、《国际刑事协助法》正式出台，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和引渡法均依照与国际公约衔接的标准予以完善，繁琐的个案合作才将被稳定的长效机制取代。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刑法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