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 往死里活

　　-本报记者许敏

　　“天热了，下雪了，时光有病了”，这是阎连科新作《受活》的启篇标题。近年，阎连科不断出产这样的奇书：《年 月日》描写一个老农用一辈子时间，种了一棵玉米养了一条狗，被人称为中国式的《老人与海》，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中篇小 说奖；《日光流年》从一个人的死去一直写到他回归母亲的子宫，表现某种生存境遇的无奈和残酷，入围第五届茅

盾文学长篇 小说奖；2003年推出的长篇小说《受活》更是引起极大轰动，在中国文学界和思想界争鸣不断。

　　文中虚构了一个叫受活庄的乡村，所有村民都天生残疾，视健全人为异类。主管受活庄的副县长柳鹰雀突发奇想，要 用重金从俄罗斯购买列宁的遗体，在受活庄建列宁纪念堂，以发展旅游经济。为筹购买遗体的资金，他组织受活村民成立了绝 术团。这帮残疾人在柳县长的带领下走出受活庄，红遍了方圆百里。文中着力塑造了柳鹰雀这一人物，他敢想敢干，还要在自 己死后埋进列宁纪念堂，在棺材上写上“永垂不朽”四个字。

　　小说以怪诞陆离的故事和汪洋恣意的笔触，与某种生活现实构成了鲜明的对话，被誉为中国的《百年孤独》，并获得 第三届老舍文学长篇小说奖。部队作家石一龙说：“对于日渐疲软的当代中国小说界而言，《受活》的完成是一种充满刺激性 和建设性的力量。”

　　作为布老虎丛书的转型力作，出版方春风文艺社做出了公开承诺：《受活》珍藏版的情节内容、艺术个性、思想性以 及装帧设计，四项中有任一项不满意，读者可以通过邮局邮寄退货，出版社保证在收到退货后半月内将书款连同邮资退还读者 。这样的手笔在国内尚属首次。

　　写作是弄假成真

　　熟悉阎连科的人都说他是那种创作风格很张狂，其实个性内向的人，因为一说话就脸红，以前还有个外号叫“红薯” 。阎连科用他略带河南口音的普通话自我解嘲道：“不仅因为好脸红，而且人长得就是窝窝囊囊的。”说着自己就笑了起来。 “不是有人说：作家一般都是缺什么写什么嘛。我这也是一种平衡，写作中其实什么例子都有，也有文如其人的，我是文不如 其人的那种。”

　　“内向”的阎连科谈起写作却是滔滔不绝。“写小说，我还是比较相信和依靠我的激情。在我来说，一部长篇不应该 是涓涓细流，而要像一条澎湃的河流，能够把读者给卷进去。你可以不喜欢，但只要你看就必定会看到最后。”

　　《受活》从开篇一场奇特的六月雪，就把读者卷进了阎连科波涛汹涌的“大河”。“这种荒诞就有暗示和隐喻，从中 能找出不同一般的真实。我们惯常用日常生活的标准去衡量一部作品是否真实，但六月雪的出现，就是作者把读者的这种真实 标准给打垮了。我一直认为写作应该是一个弄假成真的过程，作家的才华应该表现在如何把假的说成真的。对于我来说，写作 没有既定的真实标准，只有作家心灵的真实标准。只要精神和灵魂是真实的，那么我的写作自然就会真实。”

　　“之前我们对小说的探索都停留在对语言和叙述方式上，大家都只是用比较新的语言讲述一个旧故事。就这一点，我 的《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和《受活》都做出了一定的尝试和努力。用一种荒诞讲述一个当下的真实，这个意义是无可替 代的。比如《受活》中主人公柳鹰雀的塑造，生活中真要找出这样一个人很难，小说人物可能比较蛮荒化。但他身上所有看似 不可思议的特点都是生活中有点可寻的，只不过是作品中进行了一些夸张。比如想往上爬，比如想光宗耀祖，比如想世世代代 树碑立传，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东方文化中非常传统的一部分。”

　　写作是为了逃离农村

　　作家李国文评价说：“阎连科的作品，比如《日光流年》，要五十年以后才有人能看懂。”但《日光流年》中的那些 关于乡土生活的描述，他又觉得真实无比。阎连科说，因为那种经历就是自己真实生命的一部分。

　　“我是1958年出生的，有记忆以后就是天天在饿肚子，一天三顿红薯还是吃不饱。只有过节家里来客人了，才能 吃上点白面条。就我们家这样的情况，已经是村里条件最好的，过年时还能吃上顿饺子，邻居中真有一天只能吃两顿的。”所 以直到现在，那段岁月依旧刻骨铭心，“因为害怕饥饿，所以对土地那种又恨又爱的复杂情感，别人是无法理解的。”

　　那时，阎连科每天要步行去十里以外上学，晚上回来就着煤油灯读书，星期天还要下地挣工分，假期时就跟亲戚进城 做小工。“十五岁我就去洛阳在建筑队搬砖和水泥，看到洛阳的高楼和电灯真是震惊不已。看到城里人每个月可以凭粮票领取 现成的粮食吃，就对这种生活充满向往，那时候已经有强烈要逃离土地的想法了。”

　　就在这时，一位作家和一部作品改变了他的一生——张抗抗的《分水岭》。“《分水岭》讲的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 但一百多字的小说介绍却对我产生了极大影响。介绍说张抗抗当时是北大荒知青，因为修改小说就调到哈尔滨工作了。我忽然 间领悟到，原来写作可以离开土地到城市去。”那以后阎连科开始疯狂读小说，并且隐约有了想写的念头。“一个细节影响了 我的一生，那以后就立志要通过写作改变命运了。张抗抗在我几乎要绝望的情况下，给我指明了一条道路。”

　　阎连科说那种动力大得可怕，“逃往城里工作，就像所有美国总统候选人渴望入主白宫，成为我最为奢侈、有力而强 大的想念，占据着我头脑的全部天空，如同一架飞机在头顶盘旋一样。”

　　1978年参军后，阎连科努力写作并提干留在了部队。1993年又到北京当编剧，国内几个大的小说奖项基本上 都拿过，现在转业到了北京市作协。阎连科终于通过写作逃离了农村，但他却说“感觉自己的灵魂没有着落”。“你和生活的 这个城市永远有种疏离感，一个人童年不在哪里，就永远都走不进去那个地方。而童年所在的那个农村，你也知道是永远回不 去了的。”

　　即使如今已成为著名作家，阎连科回家时仍然找不到衣锦还乡的感觉，“因为我的小说我们村没人看，我们乡没人看 ，甚至我们县也没几个人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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