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想不到 只怕写不到”

　　-本报记者许敏

　　前苏联解体后，《参考消息》上登了篇文章，披露叶利钦上台后，由于经费原因不能再保存列宁的遗体了，正式召开 会议讨论如何处理。当时阎连科看了很震惊，感觉忽然有种东西大力地撞在心上，有许许多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在里面，包 括有关人性的思索。那以后这事就一直在心里搁着。

　　1998年阎连科又听说了一个武汉的真实故事：50年代长江泛滥，人们背着装满石灰的沙包参加抢险，这些石灰 包一放到水里，马上就会冒汽，很多人几天后就失明了。后来政府把这些人集中在两栋楼里，这个村子就被称为“盲人村”。 “盲人村”一词的出现，让他觉得这部小说齐了。

　　愤怒与疼痛

　　时代人物周报：《受活》做出“不满意能退货”的承诺后，有多少人要求退书了？

　　阎连科：九万册现在已经售剩几千本了。只有过两封要退书的信，原因是其中有个页码印错了，但这两本最后还是没 有来退。我觉得他们不一定是要退货，而是想试探一下出版社的诚意吧。

　　时代人物周报：做这样的承诺不怕有炒作之嫌吗？

　　阎连科：肯定是有一些炒作嫌疑的。但这次一下出九万册，出版社做些宣传炒作也是正常的。即便是炒作，基础还是 建立在对小说的自信上。如果真是有人说这书没有艺术个性，或是不能给读者思想带来冲击力，那就算退货我也认了。

　　时代人物周报：你这么自信？

　　阎连科：不管怎么说，我写这几部小说，是的的确确把心掏给读者的。任何一个作家，只要真是认真去写作的，读者 自然还是愿意看。说白了，作者和读者还是要以心换心。

　　时代人物周报：《受活》被评论界认为是“一部狂想现实主义的力作”，但评价各不相同，有后现代、后魔幻、病言 小说之类，你怎么看？

　　阎连科：作者和读者还是要体谅评论界。小说到一定的时候，总要有个说法来评论。但有一点，《受活》的独特就在 于，每一个评论家都尝试用一个新的说法把它框进去，但每一个说法又似乎都不十分全面和恰当。

　　时代人物周报：极具冲击力的一部作品，但结尾似乎太过平静。

　　阎连科：其实结尾中有很多疑点作者没有给读者解开，或者作者没有能力去解开。这种言犹未尽却让大家能认同，就 应该是这样没有结果的结果，因为谁也解答不了，包括作者本人。

　　时代人物周报：你通过这部奇特的小说想表达的究竟是什么？

　　阎连科：这是我最说不清的，我最害怕用几十万字写的小说，三两句话就能概括主题和意义。对我来说，是要写让大 家一直说不清的小说。至少《受活》和《日光流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点。

　　要喊要叫，甚至唱歌也行

　　时代人物周报：你说你写作就是在追求一种愤怒和疼痛感，如何理解？

　　阎连科：因为不疼不痒的小说现在太多了。我们已经过了追求文学边缘化的时期，每一个作家，至少面对自己的时代 应该有自己的声音。不一定非要纠正什么东西，但至少要有声音，要说话，要喊要叫，甚至唱歌也行。

　　时代人物周报：你的这些作品似乎有质疑、拷问某种现状的倾向，作为军旅出身的作家，这种创作没有压力吗？

　　阎连科：写作对我没有任何压力。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的文艺政策要比二三十年前宽松得多了。当然了，反动的口 号不是我们能叫的。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不怕我们想不到，就怕我们写不到。每个人都会对历史和现状有思考，这是正常的 。

　　时代人物周报：如何理解你的“不怕想不到，只怕写不到”？

　　阎连科：事实上每一个人写作都是一个眼高手低的过程，往往想到一百分能表达出七十分就很不容易了。不管你是伟 大作家还是普通作者，思考都是远远超过写作的。我们应该相信这一点，不能过于相信自己的才华。

　　时代人物周报：听说十年前你的《夏日落》就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惹过麻烦？

　　阎连科：是的，当时全国清除精神污染，港台地区评论界极力说好的，国内就认为有问题。当时香港《争鸣》杂志也 的确有目的，断章取义说我专门写大陆军人的堕落。后来写了一段时间检查，港台又炒说阎连科在不断写检查什么的，就把这 件事给抹掉了。

　　时代人物周报：《夏日落》冲突的是什么？

　　阎连科：这部作品在军旅文学中还是很有代表性的。表现农民军人那种小人物的艰辛。主人公的一句话“我一生奋斗 的目的就是让我老婆随军到部队，上厕所时能够用上卫生纸”解构了革命英雄主义，直到今天部队也接受不了这样的东西。

　　时代人物周报：据说后来你就再没碰过军事题材，而转向乡村题材了，是因为感受到某种打破潜规则的压力了？

　　阎连科：这件事对我的写作还是有影响的。但也谈不上什么压力，写作是没有什么禁忌的。只要认为这个东西一是艺 术的，二是真实的，那就没什么问题。作家不应该给自己套上很多框框。

　　性是作家的试金石

　　时代人物周报：《日光流年》两度入围茅盾文学奖都落马，原因是什么？

　　阎连科：现在中国有很多奖项已经是注水猪肉了，这种肉你吃了不行，不吃也不行。你仔细看就会发现，茅盾奖每年 都会出现一些不可思议的作品。

　　时代人物周报：有一个说法，茅盾奖拒绝你是因为作品性的描写过多了。

　　阎连科：我一直说，性是作家的试金石。我真是鼓励每一个作家都要试一试，说白了，写性的考验不在于你能不能把 它写黄，而在于能不能把它写美，能不能在性中写出一种意义来。人一生有很长时间都生活在性中，大家不应该去忌讳它。国 外作家到六七十岁，仍然能把性和爱写得很好，而中国作家一旦过了六十再去碰这个问题，就会被人家说老不正经，我觉得这 反而是不正常的。

　　时代人物周报：《坚硬如水》是反应文革的作品，其中的性描写尤其受争议，你想从中表达什么？

　　阎连科：至少这里面的性已经不是简单的性，它与政治和当时的社会环境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十年文革是中国对 性最禁锢的时期，但却也最为泛滥。我在部队保安部门看过一份犯罪卷宗，二百例案子中有一百七八十个都是有关性的犯罪。 这恰恰透露出人的本能的不可压抑，也反映出人性有它恶的一面，只要给它一个环境，永远是要暴露的。

　　时代人物周报：那你如何看待现在的所谓“身体写作”？

　　阎连科：这个词本身带有炒作成分，它不能代表一代人的写作态度。这些小说我看得不多，我觉得她们至少比我写得 坦诚。前一阵子，我看了日本少女作家金原瞳获得第130届芥川奖的小说《蛇与环》。我觉得这部作品技巧高不高且不说， 但作者对于性描写的坦诚超过了中国作家，我还是很敬佩她。才十七八岁，写同性恋及异性恋，反映青年一代的迷茫十分到位 ，看不出任何讨巧读者的痕迹。我们老说人家黄，说白了，可能我们也没那样的力量去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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