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数字电视标准走上艰难的融合之路

　　国家标准没有及时出台，这意味着中国数字电视地面传输系统的研究又得向后推迟一年。现在看来，这与走上艰难的标准融合之路似乎不无关系

　　“没错，就在近期，标准就要在近期出来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佑寿对记者说。但是他也不清楚到底“近期”是具体哪一天。

　　吴教授说的“标准”指的是中国的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

　　国家广电总局在去年11月举办的“二十一世纪广电传媒高峰论坛”上公布了设想，中国将于2008年全面推广地面数字电视，2015年停止模拟电视播出，实现数字广播电视的全国覆盖。紧接着国家发改委高新技术司也称，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将在2004年年底出台。

　　但2004年过去了，学者们还没有等来这一天。

　　清华大学数字电视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杨林教授对记者说：“到了2004年年底并没有看到标准出台，到了春节前两天，还是没有等到。”

　　在科学家的时间表中，时间节点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因为标准在年前没有出台，在杨林他们看来，这意味着中国数字电视地面传输系统的研究又向后推迟了一年，“至少得往后再算一年了。”

　　谁将成为国家标准

　　对老百姓来说，数字电视意味着可以收到更多的电视节目，看到更清晰的电视画面。眼见着就要到来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届时的直播电视图像将会像DVD般清晰，同时还能享受到电影院的音响效果，收看任何比赛可以锁定镜头跟踪喜欢的队员，把喜爱的电视画面传送到手机……

　　从美国硅谷回到清华大学，杨林在1999年就投入到中国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的研究工作中，“当时我觉得数字电视是信息技术上的制高点。”

　　地面、有线、卫星是数字电视的三种传输方式。针对不同的应用，地面、有线、卫星三种数字电视传输格式将在未来同时存在。其中卫星和有线的传输，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是欧洲DVB—S和DVB—C标准。中国在这两个领域采用的就是欧洲标准，并已经覆盖了全国大部分城市。目前中国科研人员研制的是数字电视地面传输系统，虽然国际电联已经定下美国、欧洲和日本三种标准，但是中国一直没有采纳国际电联的推荐，准备自己开发研制、自己制定标准。

　　在地面传输标准上使用自己知识产权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为国家节省大量的购买专利费用。谁拥有专利就等于拥有了主动权，比如美国当年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就曾经拒绝了日本“送过来”的价值5亿美元的数字电视技术。虽然美国研发的单载波技术在今天看来有许多缺陷，但最后美国仍然没有使用日本或欧洲的多载波技术。

　　目前的问题是，中国的地面传输标准迟迟不能公布。而这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地面传输系统研究技术仍未成熟。实际上，中国需要的似乎只是选择。

　　2月24日中午11点半，清华大学数字电视技术研究中心的教授和博士生们还在实验室里忙碌着。工作间隔壁的小会议室里，中心主任杨知行教授正在接待从日本东芝公司来的三位技术人员。

　　“在清华大学数字电视DMB—T标准的研究过程中，几乎国外所有的大公司都来过。”杨知行教授说，“现在我们申请了专利，有自己独立的知识产权，国外的很多电子制造商比如东芝、夏普、西门子等公司，都要求在我们中心建立实验室。”

　　就在一个月前，基于清华大学DMB—T制系统(数字多媒体广播)的中国第一块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视一号”数字电视地面传输芯片在复旦大学问世，这被称为“中国数字电视百万门级专用集成电路自主设计和制造技术的重大突破”。

　　几乎与此同时，和清华大学相隔一千多公里的上海交通大学也向外界公开展示了自己研制开发的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方案———ADTB—T系统(高级数字电视地面广播)。这项技术应用到了在上海满城奔跑的“农工商”出租车安装的移动液晶电视上。

　　简单说来，清华的DMB—T标准方案是在跟踪欧洲和日本技术后研制开发的多载波技术，上海交大研究的ADTB—T系统是基于美国ATSC基础上的单载波技术。

　　现在，经过六七年研究之后，两所高校的研究人员都在焦急地等待数字电视国家标准的出台，等待最后到底是谁的方案被采用。

　　艰难的融合之路

　　由于地面技术比较复杂，就是在全球范围内也还是一直没有推广开来。这个问题在美国同样存在———美国准备在2006年停止模拟广播传输，但是现在这个计划又推迟了两年。

　　但是在中国，原因似乎还包括我们走上了一条艰难的融合之路。

　　早在1996年，数字电视就被列入原国家科委“八五”重大科技产业工程项目。清华大学在1999年下半年加入到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制定的竞标行列。杨林等人经过分析后认准了多载波技术，并认为欧洲的多载波技术没有为移动和便携设计，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清华大学的研究将力图攻克这些问题。

　　“清华的标准从一开始就提出‘数字多媒体广播’即DMB—T标准，就是说考虑到它的移动性能、互动性能、省电性能。将来三网融合的时候，早晚要考虑到这些因素。”杨林教授说。

　　1999年12月，清华大学正式提出地面数字多媒体电视广播传输系统———清华“DMB—T”方案，并成立了由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微波与数字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美国凌讯公司和广科院无线电所组成的“清华大学数字电视传输技术研发中心”，获得清华校方拨给的1000万元资金作为研究经费。

　　2000年底，国家正式向全国公开征集数字电视标准的方案，截止日期是2001年5月。当时有5家单位报了方案，分别是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即单载波方案，也就是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继承下来的方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和广播科学研究院。5个方案中除了上海交通大学的单载波技术，其他4个都是多载波技术。

　　从2001年10月开始，国家对5个方案进行测试，到2002年的3月测完，结果都不理想。2002年，国家成立了“数字电视标准工作组”，提出既然没有胜出的，那么就把这5家结合起来。于是从2002年5月开始，数字电视技术就开始联合。

　　2002年底，5家竞标方案变成了两个：上海交通大学的单载波技术和清华大学的多载波技术。两家的对比测试从2003年初开始，由中国工程院组织评估。

　　测试非常严格，据说每次测试都要以抓阄定顺序。测试评判有多项指标作为参考，但是当时这个结果没有披露出来，清华大学为此还签署了不能向外透露测试结果的“保密协议”，有效期截至2004年年底。

　　记者了解到其中几个项目评估的结果，比如在“低码率指标”上，清华大学标准全面胜出欧洲标准和上海交通大学标准，在“高码律”指标上清华大学标准则和欧洲标准打了个平手。

　　整个2003年和2004年，数字电视研究工作者们都在想怎么融合。其间还出现过北京大学、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国防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10家高校共同参与研究和测试的局面。整个过程的时间表一直没有把握好，经常发生其中一家拖沓，导致时间不断往后拖。最后不得不匆匆结束了测试。

　　从2002年提出的5家融合方案，到今天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两个标准可能存在的融合，这到底给科学家们的研究工作带来了什么？

　　杨林教授认为，从技术上讲，没有错误的观点。“每个技术人员都坚持自己的观点，坚持自己的技术路线。但关键是，指望技术人员妥协，然后捣出一个方案，恐怕这个难度是极大的。”

　　他同时认为，“融合”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影响研究的。

　　令人吃惊的是，融合方案说了、做了这么多年，当记者询问清华大学信息技术学院几位教授“对其他4个方案是否了解”时，得到的回答竟然都是：“实际上我们了解得不多。”

　　“因为大家都不公开，都不告诉别人自己是怎么搞的，从一开始就这样，到现在还是这样。因为大家都明白彼此肯定是不同的技术路线，融合很难。”杨林教授说。

　　也就是说，从2002年5月开始，其实一直是各自研究各自的技术。杨林教授说：“3年过去了，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莫名其妙，这个本来是个技术问题，但是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楚。”

　　“很多事要等国家标准定了才能做”

　　中国是世界第一电视大国，电视机保有量超过3.7亿台，电视机年销售量超过4000万台。按照每年更新4000万台数字电视计算，其中的芯片产值就达上百亿元人民币，并将拉动数千亿元的整机市场。如果从全球市场来估算，数字电视可创造数万亿美元的商机。

　　清华大学现在研究出来的DMB—T技术，就技术而言，已经运用在很多地方。“中视一号”数字电视地面传输芯片在复旦大学问世，清华大学的科学家们认为，清华大学的DMB—T技术研究已经完全划上了句号。

　　但是让清华大学科学家们糊涂的是，到底什么时候、怎样定下标准，却还是一件令人困惑的事情。也就是说，清华大学把数字电视地面传播技术研究出来了，但没有人告诉他们到底下一步该怎么样。

　　值得安慰的是，至少清华大学提出了一个新东西，完善了中国自己的知识产权，从技术上突破了数字电视地面传输的制高点，为将来第三代、第四代的通讯技术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清华大学教授杨知行说，有很多事要等国家标准定了才能在规模上做一些事情，现在只能是技术上的研究。比如标准定了，长虹、TCL等国家大公司就可以大规模地做数字电视，下面就铺开来做，并往下发展，做各种各样的终端，拉动整个产业链。

　　上海交通大学的单载波技术也在小范围内试运行。上海的900辆出租车上陆续安装了ADTB—T机顶盒之后，据悉这项业务将继续被推广到各大出租车公司，阵容也将扩大到20000辆。

　　早在2001年3月，杨林和吴佑寿院士在国际电联大会就提交了清华大学的数字电视技术报告，受到非常大的关注。但是很可惜，由于国家标准还没有出来，使得这个报告没有被注册，因此国际电联至今没有中国的标准。

　　杨林教授期盼在今年3月底召开的新一届国际电联大会上，中国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可以占有一席。而这一切，取决于国家有关部门尽快在悬而未决的上海交通大学方案和清华大学方案中定一个结果。 □本报驻沪记者　胡天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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