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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举行大会发言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3月07日17:33 中国网
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举行大会发言

3月7日,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新华社记者 刘建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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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举行大会发言

吴敬琏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言


  3月7日下午3时,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11位委员将作大会发言。以下是政协委员在大会上的发言实录。

  [主持人廖晖]:各位委员,现在开会。今天大会的执行主席是王忠禹、廖晖、丁光训、白立忱、张克辉、李兆焯、张怀西。出席今天大会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同志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让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廖晖]:今天下午的会议议程是大会发言,大会发言分为书面发言和口头发言,书面发言在会议期间印发,口头发言分三次进行,今天是第一次进行,共有11位委员发言。首先请刘立清委员发言,吴敬琏委员准备。

  [刘立清]:去年,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就我国粮食安全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下面,我代表专题调研组发言,就加强粮食安全讲几点看法和建议:

  一、去年粮食生产形势明显好转,近期供求趋紧的压力减轻,但粮食安全形势仍然不容乐观

  [刘立清]:去年,由于中央实行了一系列更直接、更有力的政策措施,极大地保护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粮食生产出现了重要转机,总产量达到9389亿斤,增产776亿斤,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粮食增产最多的一年。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有效地缓解了供求趋紧的压力,避免了因粮价上涨可能引发的市场物价全面上涨,对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立清]:但是应该看到,去年粮食增产,是在前几年连续减产条件下的恢复性增长,气候、市场等不确定因素起了重要作用,与最高产量还有很大差距,当年供需仍有缺口。从长远看问题更大:一是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和经济的不断发展,粮食消费增长与耕地减少的趋势不会改变。二是由于农业基本建设欠账较多,粮食生产的基础薄弱的状况短期内很难改变。

  [刘立清]:三是由于种粮的效益不高,促进粮食增产的长效机制没有建立,粮食再增产的难度比较大。这些都表明,粮食安全既有近虑,更有远忧,粮食供求趋紧很可能是今后相当一个时期的常态,不能因为眼下粮食生产形势有所好转而掉以轻心、松气懈劲。

  [刘立清]:二、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是保住主产区,提高主产区粮食生产能力粮食安全的核心是个供给问题。促生产,保供给,主产区是大头。据统计,我国13个粮食主产省(自治区),耕地面积占全国的65%,有效灌溉面积占71%,粮食产量占70%以上,商品粮占80%以上。抓好粮食主产区这一块,就掌握了全国粮食安全的主动权。

  [刘立清]:但是,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这些年主产区的粮食生产能力是下降的。除了耕地减少这个原因外,主要是因为投入不足,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排灌能力下降。多年来,国家水利基本建设投资主要用于大江大河治理和病险水库改造,小型农田水利建设主要靠农民集资和投工投劳。农村税费改革以后,随着义务工和积累工的逐步取消,小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主要靠村级“一事一议”来解决。

  [刘立清]:但许多地方反映,“一事一议”在没有财政资金引导和激励的地方,实施难度很大,致使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为了提高主产区粮食生产能力,要切实加强主产区农田基本建设,特别是小型农田水利建设。一是国家要设立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补助专项资金,对农民建设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给予适当补助。

  [刘立清]:二是要适应农村税费改革深入推进的新形势,在坚决按时取消义务工和积累工制度的同时,动员和引导农民发扬自力更生的好传统,积极投工投劳参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从我们调查了解的情况看,主产区农民主要是缺钱,如果国家补助点材料费,农民是乐意出工出劳为自己修水利的。提高主产区粮食生产能力,要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是个关键,也是当务之急。搞好了,才能打牢粮食安全最基本的物质基础。

  [刘立清]:三、保障粮食安全还要高度关注解决西部贫困山区、边远地区的粮食问题。西部贫困山区、边远地区生产条件差,交通不便,农民一旦缺粮,即使国家有粮也运不到,运到了农民也买不起。所以,对这些地区的粮食问题要给予特别关注。这是粮食安全工作的又一个重点。

  [刘立清]:根据我们调查了解到的情况,这些地区面临三大难题:一是生产条件差,许多地区粮食不能自给。二是农民收入水平低,农业投入能力弱。三是生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严重。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把解决农民的吃饭、增收和国家的生态建设结合起来,统筹考虑。

  [刘立清]:我国西部地区生态形势极为严峻,一些陡坡耕地搞退耕还林是必要的,但靠国家长期补贴粮食搞退耕还林很难持久。我们认为,可以先通过坡改梯、淤地坝和整修农田水利等措施,按一定的标准建设基本口粮田,把山下的地造好了,再把山上的地退耕,以造保退,以造促退。

  [刘立清]:根据在贵州的调查,改造一亩坡地,再加上配套小水窖,国家只需补贴1000元左右。按目前退耕还林办法,国家一亩一年要补300斤粮食,按每斤07元算,8年要补1680元。所以,用这笔钱补助农民造地效果更好,亩产300多斤的低产田,改造后亩产可提高到800斤以上,等于每年给农民补500斤粮食,并且是补一辈子,而不是8年。这样反弹琵琶,走先造地、后退耕的路子更持久更合算。

  [刘立清]:四、合理调整粮食主产区与销区的利益关系,支持主产区加强生产能力建设。支持主产区加强生产能力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除了财政增加投入以外,还可以考虑从主销区即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和大城市筹集一些资金。

  [刘立清]:我们认为,粮食安全说到底是销区的安全问题。现在的一些主销区,像珠江三角洲、苏南地区、杭嘉湖地区、温黄平原以及福建的福州、泉州、漳州一带过去都是渔米之乡。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地方在发展工业中占用了大量耕地,实现了经济腾飞。经济上去了,但粮食下来了。主产区为保证全国的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粮食生产效益低,农民收入不高,地方财力薄弱,许多地方变成了产粮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从销区筹集点钱,支持产区发展粮食生产,实际上是保障销区的粮食安全,是合情合理的。

  [刘立清]:具体办法可考虑三种:一是对一些沿海发达省(市)的部分非农占地指标进行拍卖,将拍卖所得的一定比例收到中央,由中央拿这笔钱投到主产区。二是开征粮食消费税,通过税收专门筹集一笔支持粮食生产的资金。三是对经济发达、粮食调入量比较大的主销区,以省(市)为单位核定粮食产需缺口数,按调入量一斤一毛钱核定,由主销区政府筹集资金上交中央,由中央将这笔钱直补给重点粮食大县,专门用于支持主产区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比较起来,第三种办法更便于操作。如果采用这个办法,根据我们按照2003年的粮食调入量的初步测算,国家每年可筹集到80亿元,连续扶持5年,主产区的生产能力一定会有一个大的变化。

  [廖晖]:下面请吴敬琏委员发言,马培华委员准备。

  [吴敬琏]:各位委员,我今天的发言题目是《“十一五”时期必须认真解决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的问题》。

  2004年在“宏观调控”声中度过,虽有小惊,却无大险。然而令人深思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稍一加速,不要多久就会因为资源瓶颈收缩、通胀压力增加而不得不减速调整的情况已经发生过多次,以后还会不会再次发生?我们能不能靠这种高投入、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稳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目标?

  [吴敬琏]:当前,国家正在编制“十一五和更长远的规划”,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必须冷静思考,认真解决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问题。

  (一)中共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反复重申要“走出一条新型的工业化道路”。但是直到现在,对于什么是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干部和群众中的认识差异仍然很大,具体执行自然也就难免出现偏差。

  [吴敬琏]:“新型”是相对于“旧型”而言的。所谓旧型的工业化道路,指的是先行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早期走过的道路。它的主要特点,是依靠大量投资实现增长。斯大林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实际是旧型工业化道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变形。

  至于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则是指先行工业化国家在第二次产业革命以来的现代经济增长中走过的道路。现代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特点在于,经济增长主要地不是靠资本和其它资源的投入,而是靠人力资本(人的资本和能力)的积累和效率提高实现的。

  [吴敬琏]:根据20世纪50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有三个主要的源泉:

  第一,“基于科学的技术”的广泛运用。在这之前,技术进步主要靠基于经验的小改小革。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科学和技术创新激励机制的制度化,大大激发了高素质人才的创造热情和企业在生产中运用新技术的积极性,于是新工艺、新材料、新能源、新产品源源不断地产生并且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使技术进步加速进行。

  [吴敬琏]:第二,服务业超越工业的迅猛发展。20世纪初期以来英国和美国经济中增长最快的产业,不是像工业化中期有些经济学家所预言的那样,是工业和其中的重工业,而是服务业,特别是其中从事工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于成本、尤其是其中的交易成本的降低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时工业已经和服务业融为一体,因此后期工业化又被称为“服务业—工业化”。

  [吴敬琏]:第三,现代信息化技术在各行业的运用,使经济的整体效率得到提高。而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后进国家当然也在工业化过程中择机运用这一技术来提高效率,“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吴敬琏]:(二)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沿袭苏联的传统工业化道路,不惜付出沉重的资源代价发展重工业,以便尽快在产值上赶上和超过西方国家。这种高投入、低效率的增长模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反复强调了提高经济效益、转变增长方式的必要性。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方面的收效并不明显。除了认识偏差外,起了重要阻碍作用的,是许多与传统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相配套的制度与政策遗产还严重存在。

  [吴敬琏]:比如,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仍然拥有许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称的资源配置权力;总产值仍然在干部考核、经济发展水平排名、社会各界对政府官员政绩评定时起主导作用;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要税种的财政制度,还在激励着各级政府官员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展价高利大的重化工业上;此外,计划经济体制下与传统工业化道路相配套的土地、资本、劳动力、外汇等生产要素的低价政策和无偿划拨制度造成了成本扭曲和社会稀缺资源的滥用等等。由于这些条件的存在,一遇到适当的时机,就容易引起工业化道路的偏离。

  [吴敬琏]:我国“十五计划”提出要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着眼,这种提法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经济结构到底是由市场通过价格机制、还是由政府通过行政命令来进行调整,以及向何处调整。在上述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下,许多政府官员把产业结构优化理解为发展产值大、收入多的重化工业,于是运用自己配置资源的权力,不顾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片面推行产业结构的“重型化”,而在知识积累、效率提高、技术创新和提高附加价值上却缺乏动力和放松了努力。

  [吴敬琏]:目前这种依靠高投入、高耗能、高资本积累所带动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已经给国民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增长带来较为严重的负面效应,引发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采取这样的增长模式,产值上去了,人民却没有得到多少实惠。我们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资源,承受着环境污染,背负着“倾销”的恶名,利润的大头却不在我们手里。

  [吴敬琏]:与此同时,一些原本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或服务业方面很有优势的省(市),却要向“重型化”转型。一些严重缺水的地区却把大量耗水的冶金和化学工业确定为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片面追求重型化和高产值的结果是,我国一些地区和行业出现了资源严重短缺、环境急剧恶化、就业矛盾尖锐的状况,蕴含着极大的风险。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不下决心扭转这种过度消耗资源、过度污染环境、经济粗放增长的局面,我们将“无法向人民交代,也无法向历史、向子孙后代交代”。

  [吴敬琏]:(三)正如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我们“必须坚决扭转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状况,全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逐步构建节约型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节约型发展道路。”中国在节约资源和提高效率方面大有潜力,只要方针明确、方法得当,我们完全可以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吴敬琏]:我认为,目前特别需要在以下几方面作出认真的努力:

  第一,切实转变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形成的思维定势,认真树立科学发展观,把节约资源、提高效率、实现持续稳定增长作为我们工作的出发点。

  [吴敬琏]:第二,大力促进科学繁荣和技术进步。最重要的是要实现能够激励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的政策的制度化。同时,要厉行教育改革和推动教育发展,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

  第三,大力发展服务业,力求以最少的资源消耗生产最大的价值。工业企业要从简单加工向自主研发、品牌营销等服务环节延伸,努力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政府也应当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更好的营运环境。

  [吴敬琏]:

  第四,要扭转我国信息产业发展重“硬件”、轻“软件”,重生产、轻服务的倾向,加强信息产业的服务功能,推动信息技术在各行业的应用,促进国民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

  第五,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消除价格扭曲,弱化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谢谢大家。

  [廖晖]:下面请马培华委员发言,陈清泰委员准备。

  [马培华]:去年,民建中央以“怎样认识和确立我国中小企业的战略地位”为题组织开展了调研。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既取决于其所拥有的大企业的数量和实力,同样也取决于其中小企业的厚实和优质。在国家发展战略中,打造大企业和发展中小企业同等重要,不能顾此失彼、厚此薄彼。我国是中小企业的大国,但不是强国,必须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和推动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

  [马培华]:我国是中小企业的大国。据统计,我国有中小企业820余万家,可计入中小企业的个体工商户115万家,占全国登记企业总数的99.5%。2003年中小企业用不到全国工业企业规模一半的资产实现了全国工业企业74%的销售收入,其最终产品和服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5.6%,提供的出口额占62.3%,上缴税收占46.2%。

  [马培华]:我国65%的专利、75%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新产品来自中小企业。对于相同的产值,国有中小企业吸纳的就业容量是国有大企业的1.43倍。2004年上半年新增工作岗位的80%来自中小企业。改革开放以来,中小企业在分散经济风险、熨平经济波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竞争机制方面,都发挥了十分明显的作用。

  [马培华]:但我们不是中小企业的强国。与国家对大企业战略的定位和关注程度相比较,与世界先进国家和地区相比较,我国中小企业发展还有较大差距。

  首先是中小企业状况的差距。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不足,素质亟待提升。人口与企业数量之比远小于发达国家和地区,我国平均每137人拥有一个中小企业,韩国平均每17人、日本平均每25人拥有一个中小企业。我国中小企业创造的就业岗位远少于发达国家和地区。我国城镇有近12亿人在中小企业就业,占城镇全部就业人数的47%,而发达国家和地区其全部劳动力在中小企业就业的比重已达65%~80%。

  [马培华]:我国中小企业分布极不平衡,东部占中小企业总数的70%,中部占20%多,西部不到10%。企业综合素质不高,管理粗放、专门化程度低、产业联系松散、技术设备占有少,甚至是高污染、高消耗、高排放。每临宏观调控,中小企业往往容易受冲击,这固然有政策指向的外部原因,也同中小企业素质密切相关。

  [马培华]:其次是发展环境的差距。几十年来,我国在建设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经济制度,无论管理服务、资源配置、税收分配、协调机制等,都是围绕大企业发展、大项目建设设计制定的,中小企业始终处在管理与服务的边缘。即便先后出台过一些针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因为没有专门的政策支持与服务保障体系作后盾,往往在实施中被弱化。与发达国家和地区比较,我国中小企业在享受政策优惠、获得政府服务和所处市场环境等方面,都更为艰难。

  [马培华]:更深层次的是对中小企业发展战略地位认识上的差距。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所有的国民经济综合计划都继续了计划经济时期和工业化初期高度重视重点工程和建设项目的做法,大企业、大集团战略被摆在突出位置,经济和财政政策明显向重点工程项目和国有大中型企业倾斜。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在指导思想上表现为重大轻小,从实现经济赶超的需要看,这个方针有阶段的合理性;从现代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看,这个方针是不可持续的。

  [马培华]:尽管“十五”计划将形成大企业集团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同时提出,表明了国家对发展中小企业的重视,但在大、中、小企业的关系定位上,却仍把中小企业发展放在从属地位,正是这种认识上的轻视,造成中小企业在实践中仅被看作推行大企业战略的辅助,极大地制约了其整体发展。

  [马培华]:即将到来的“十一五”时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能否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中小企业发展摆到应有的战略位置,将直接影响到未来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水平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如果我们依然只看到与世界500强的差距,忽视同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小企业整体实力和整体素质的差距,必将使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为此,我们建议:

  [马培华]:1.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专门的中小企业发展战略,实施“中小企业振兴计划”;在制定中小企业发展战略时,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找出突出矛盾,制定相应的解决策略。

  [马培华]:2.建立更高层次的政府机构,完善中小企业发展体系。设立国务院直属“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局”,专项负责中小企业在国家层面上的战略规划,贯彻实施中小企业法,统一协调城乡中小企业发展,统一制定和运用政策、资金;同时,建立包括管理服务体系、融资服务体系、担保服务体系、税收服务体系、中介服务体系等在内的一整套中小企业发展体系。

  [马培华]:3.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进和完善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制定更加积极、务实的税收优惠政策。在考虑以往政策缺陷的基础上,制定强有力的金融支持政策;通过成立各类新型银行、灵活运用金融工具、有效发挥资本市场作用、吸收社会和民间资本组建投资基金等办法广开融资渠道;选择一些具备条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担保与再担保试点;实行有利于中小企业增加自有资金、鼓励中小企业投资行为、促进中小企业科技进步的税收优惠政策。

  [马培华]:4.打破地区经济封锁,破除行业垄断,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公共资源配置对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应一视同仁,遵循效益原则和市场规则,而不是保国有企业、大企业、关系企业。

  5.加强中介服务、完善并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形成中观层次,发挥上下沟通、内外协调、行业自律等作用。

  [马培华]:6.进一步明确中小企业概念,完善分类与统计体系。统一按照企业规模和组织形式划分企业,国家工商总局、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小企业司的统计体系应相互呼应。

  7.完善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法律体系。贯彻落实《中小企业促进法》的重点在于,从国务院起,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积极制定实施办法和配套措施,从资金支持、创业扶持、技术创新、市场开拓、社会服务等方面对扶持中小企业作出具体规定,并由全国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检查。

  [廖晖]:下面请陈清泰委员发言,陈守义委员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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