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3月9日电（记者何春中通讯员雪峰）今晚，清华大学教授肖红等15位全国人大代表向议案组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立法追究人民法院司法不作为责任”的建议。肖红代表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通知年年发，“悬案”年年压，法院的司法不作为现象，难以像行政不作为一样，被依法追究责任，致使申诉难、结案难愈演愈烈。
肖红代表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案例：曾起诉南方某市国土资源局房屋登记行政诉
讼案的当事人薛某，历时两年多，也没能获得终审判决。直至全国人大和最高人民法院高度关注后，薛某才接到当地高院姗姗来迟的终审判决。
接到终审判决后，薛某不服，后分别向全国人大、最高法院、当地高院提出申诉。几经周折，又5个月后，当地高院终于在2004年10月发出《受理再审申请通知书》。但此后4个多月中，高院对当事人不再透露案件的丝毫消息。今年春节后，薛某辗转联系上承办该案的白法官，白法官说他已调离岗位数月。至此，这一申诉案件依然“下落不明”。
“不管当事人的申诉理由是否成立，人民法院都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对当事人的申诉及时处理。当地高院却以不作为的方式对该申诉案件一拖再拖，达9个月之久后，却不知所终，人为制造出一桩悬案。这令人无法容忍！”
肖红说，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对法官违纪违法办案虽有处分规定，但对司法不作为现象的责任追究，往往操作性不强，难以“对号入座”。依靠现有的规定，难以根治司法不作为这一“顽疾”。
2000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向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工作报告时说：今后要把清理超审限案件作为重点工作来抓，全国法院要进一步加强审限管理，建立审限警示、催办和通报制度，对超审限案件实行责任制，限期结案。
5年来，各级法院院长在向当地人大提交的《工作报告》中，都无一例外地将“超审限案件”作为法院老大难问题列出。有专家据此分析，其中因法院不作为造成的积压案件，比重可能相当高。
“由于没有明确的惩罚机制，一些法官即使疏于办案、怠于办案，也不会受到相应的制裁和处分。”肖红呼吁，现在应该对司法不作为现象进行严惩和立法监管了，否则即使最高法年年发“通知”，也未必能完全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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