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中国教育的公平之痒

　　南方周末讯(记者石岩 实习生肖毅灵 钱芙蓉)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从今年起，免除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杂费，并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据新华社报道，中央财政将为此安排13亿元，地方财政安排28.1亿元。

　　31岁的林延涛在胶东半岛一个小城里跑出租。他的“面的”在小城和周围村镇之间

往返，拉货也拉人，不打表，每趟车都是跟主顾现谈价钱。因为本人会修车，他省下了相当大的一块支出———维修费，每月可有千余元的收入。他没有失业保险、没有养老保险，看病完全自费。他的妻子在乡镇小企业上班，每月有五六百元的收入。皮肤有些黝黑的林延涛看上去比同龄人老成许多，他对自己的生活很满足。

　　16年前，林延涛念初三，他没考上重点班，便断定自己的脑子不是“那块料”，算了一笔账后，选择了辍学：如果去学修汽车，三个月学成后，每个月可以挣300元，三年下来能挣1万多；上不了重点班，升重点高中的机会微乎其微，三年读下来至少要花家里两千多；考不上重点高中，上大学的可能性基本为零，混个高中文凭，毕了业还得去修汽车……

　　今天的生活，15岁那年，林延涛就已经为自己“设计”好了。

　　学者的研究表明，林延涛的命运并不孤立，数十年来，城-乡、重点-非重点像看不见的横纵坐标，勾画出一块细密的人生棋盘。一次次升学考试正如与之配套的教育体制曾经响亮一时的名字——“小宝塔”，一旦在一次考试中从小宝塔上跌落下来，命运就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定格在棋盘的某一方格之内。

　　教育是什么工具？

　　2月2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湖南省教委原党组书记等5位教育界资深人士撰写的，经湖南省原省长刘正校订的《遏制教育公平性的恶化趋向》；《人民日报》在2月16日和21日两次发表文章，介绍了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杨 东 平教授主持的全国教育规划“十五”课题“中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报告《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改善中的差距》；更早之前，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玉林副教授发表于《中国改革》杂志的《2004中国教育不平等蓝皮书》在网络上被广泛转载……今年以来，“教育公平”问题成为社会热门话题。

　　杨 东 平则认为：“教育机会均等，从理论上讲，是指不同人群所获得的教育机会与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致相等。”

　　张玉林在蓝皮书中开宗明义地谈到：“中国教育制度的最大缺陷在于它的二元分割性。它是一种双重的二元教育制度。其表现形式是，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进行整体分割，形成‘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天壤之别；在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教育阶段实行内部分割，形成‘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的两个世界。”

　　曾经的农家子弟、专攻农村社会学的张玉林在他的蓝皮书中写道：“1999年，全国2036个县和县级市中有1021个县的小学生均‘公用经费’不足10元，与北京市的757.6元和上海市的747.4元形成鲜明对照，几乎到了‘什么都不能干’的地步。”

　　“根据《中国教育报》2004年夏天对174个地市和县教育局长的问卷调查，超过50%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仍然使用危房，缺少课桌凳的小学接近40%，超过30%的农村小学‘粉笔论支有限发放’，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不敢开电灯’。”

　　“在2000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之前，许多大中城市已经普及了高中教育，但是到2004年，仍然有至少10%的农村地区尚没有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有的县甚至没有普及小学教育。”

　　“1998年进行的一项对全国37所不同层次高校的调查显示，城乡之间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整体差距为5.8倍，在全国重点院校中则达到8.8倍，即便在地方高校中也有3.4倍，超过了城乡居民经济收入的名义差距(2.8倍)。”

　　生于1985年的袁丽萍属于上面一系列统计数字所关注的人群中的一个。

　　2004年夏天，袁丽萍以文科666分的成绩从山东昌邑市(潍坊地区的一个县级市)的农村考入清华大学，这个成绩高出同宿舍两个北京女孩很多，但小袁很羡慕她俩。因为她们一个会弹古筝，一个钢琴过了10级。“我连简谱都不识。我们那儿也有很多对音乐和美术敏感的同学，但是我们没那个条件。”上清华之前，她会用电脑，但从没上过网，“上网的步骤我都背过。”袁丽萍说。

　　袁丽萍的教育起点是耿盖小学，这所小学由两个村子的孩子共享，一个村子出地皮，另一个村子出钱盖学校。“学校有4排平房，有花坛有两个挺像样的校门。教室后面有一大片天然的野地，校园挺大，除了教室课桌就没什么硬件了。”在教室后面的野地上和她一起玩、一起打架的小伙伴有一半没有升到高中。“如果一家有三个孩子，一般就小三儿能把书念完。”

　　初中，袁丽萍在镇里上普通中学。去城里的重点中学参加学科竞赛，使她第一次看到与城市重点中学的差别。“人家教学楼、实验室、操场、电脑室，什么东西都一应俱全。我们除了平房教室什么都没有。人家有外教，我们也没有。”能在初中学到电脑，是一件让她觉得很幸运的事。地区教育局规定，电脑过国家一级水平考试的学生中考就加5分，学校贷款为学生们买来了电脑，却根本没有计算机老师。幸亏物理老师自学成才，一边教物理一边管着那四十几台电脑。中考之前，袁丽萍要经历一次预考，学校根据预考的成绩划一道分数线，上线的同学可以报市里的重点高中，上不了线的同学只能报普通高中。这么做，是因为“城里重点中学的座位、老师都是有限的，学生太多学校照顾不过来”。

　　经过两轮中考的筛选，袁丽萍和另外4名同学从全班50多人当中被拔尖拔到城里的重点高中。去年夏天，她又从数千名同龄人中脱颖而出，成为她小镇上1949年以后第一个考上清华的人。在清华同班的三十几名同学里和她一样来自农村的大约有4位。

　　袁丽萍是佼佼者也是幸运儿。

　　杨东平在研究中选取了北京、苏州、重庆、赤峰、兰州、菏泽等10个样本城市，调查数据显示，城市重点中学42%的入学机会被包括高中级管理层和技术人员在内的社会上层人士的子女获得；仅有27%的入学机会由包括农民、工人、无业在内的草根阶层子女获得。张玉林在“蓝皮书”中援引了一项对湖南某电力学院2000级学生录取分数的调查，“在4大类学科16个专业中，农民子女的平均分数高出干部子女22分。其中工科类高出干部子女26分，财经类高出30分，最高的分数差达60分。”大学、重点大学、重点大学热门专业的生源阶层及其成绩分布也呈现出类似的格局。

　　农村义务教育完全免费

　　在杨东平和张玉林的研究中，尽管各自数据来源不尽相同，他们都把造成教育机会不均等的显著原因归结为城乡二元结构和重点中学制度。这两种制度在建国之后几起几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体现了当时社会对于“公平-效率(按当时的说法是“普及与提高”)”孰轻孰重的判断。

　　新中国成立之初，两种教育价值观相互冲突、抗衡，与“效率”呼应的是学习苏联的精英教育模式，与“公平”呼应的是“教育为工农大众”。

　　精英教育跟当时迅速建设工业化国家的需要密切相关，也为新中国以后几十年的教育模式定下雏形：国家优先发展培养专才的高等教育，对大学生免收学费；在中小学实行重点学校制度，形成以升学教育为目标的“小宝塔”结构，选拔和培养少数“尖子”。

　　当时，与这种教育的精英化倾向并存并形成制约的是很强的教育平民意识。

　　“建国之初的新中国教育延续着解放区的教育方针，十分重视教育平等的价值，强调教育面向大多数人开门，通过实行干部教育、业余教育、工农速成学校等多种教育途径使广大工农群众得以接受教育。”1951年10月，政务院颁布《关于学制改革的决定》，将工农速成学校、业余学校、识字学校、各类政治学校和政治训练班等正式纳入学校系统。1957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行政会议，提出小学教育应打破国家包办，提倡城市街道、机关、厂矿企业办学和农村群众集体办学；可以允许私人办学；改变中学设置规模过大、过于集中在城市的缺点，初中的发展要面向农村。

　　“集体办学”的本意是扩大贫下中农及工人阶级子女受教育的机会，但这笔制度遗产在日后的执行过程中慢慢变了味道，“集体办学”变成“分级办学”：即“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相应的办学经费分别由县、乡镇和村支付，城市学校的办学经费由城市政府拨款。而农村学校的办学经费很大程度上通过“教育附加费”的形式转移到农民头上。在1999年，为减轻农民负担，教育附加费被废止，农村基础教育经费出现很大缺口。与此相伴的，是农村中学数量的减少。从1998年到2002年，城市普通中学的数量增长了0.6%，县镇普通中学增加了6.4%，农村普通中学的数量降低了7%。2002年，城镇中学的数量首次超过农村中学，而城镇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占39.1%，农村人口则占60.9%。

　　到城镇上中学，对农家子弟来说，在学费之外又追加了交通费和生活费。“我有些同学明明知道城里重点中学的普通班比农村的重点中学质量要好，而且他们也能考上，但在城里上学每个月要花150到200元的生活费，他们还是选择在农村上学。”

　　“我的表妹在老家读五年级，因为学生流失率太高，镇上所有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都被统一集中到镇中心小学就读，要寄宿。”广州一家外语大学四年级的学生黄润浏说。黄润浏是从韶关市曲江县考来广州的，目前正在准备参加雅思考试。黄润浏很少抱怨自己曾经的农村受教育经历，“从2002年夏天开始，我就不再抱怨了。”那年，他跟随大学“三下乡”社会实践小组来到了广东省4个石灰岩特困镇之一的英德市岩背镇，一个被称为“四大金刚”的地方。在岩背，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后来他把这些都写进了他的调查报告里：“全镇共有8所小学41个教学班，3个学前班。小学在校生1299人，学前班129人。初中5个教学班，在校生231人。全镇共有教师78人，其中6人退休，在职教师72人。全镇校舍面积仅8000平方米，教学用房紧缺，教室内十分拥挤，教学用具根本无法跟上教育事业发展需要。全镇中小学，没有一台电脑、复印机，至于投影机、多媒体教学设备，更是鲜为人知的概念，大部分图书室只是徒有虚名，里面空荡荡。”

　　“教室里的桌椅都十分陈旧，全镇缺1200多套桌椅，在洛家塘小学，我见到了用两个木叉支起来的黑板。所有学校的教室无一装有电扇，或许夏天的问题，对这些吃苦长大的孩子，根本算不了什么。”

　　“三农”问题得到重视之后，中央政府先后出台政策把农村教育和基础教育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上。以北京市为例，2004年以前，农村学校和城市学校的办学经费各占政府教育支出的20%和80%。2005年以后，教育主管部门为兑现“向郊区倾斜”的承诺，把两者的办学经费均衡至各占50%。

　　杨东平透露，“两会”之前，亚洲银行曾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在农村实行9年义务教育完全免费所需要的年经费上限是600亿元，下限是200亿元。而中央政府去年全年仅税收一项就增收5000亿元。“税收增长一年是1000亿元的时候，让你拿出600亿来实现农村义务教育免费可能有些不切实际。税收增长收入到了5000亿元，拿出600亿应该是不难的，这完全是一种价值选择：你觉得它重不重要。”杨东平说。

　　重点与人造重点

　　如果说，教育的城乡二元结构与整个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走向一致，脉络比较清晰，重点中学制度则盘根错节，复杂许多。

　　在学习苏联的“县—市—省”各级重点中学小宝塔出现之前，各大中城市的“干部子弟学校”已经或隐秘或公开地出现。可以作为佐证的是毛泽东在1954年的春节讲话中曾经严厉地批评了各地的干部子弟学校造成的“不良影响”并勒令这类学校停办。而在此前(1953年5月)由他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已决定“要办重点中学”，全国共确定重点中学194所，“重点中学的主要功能是为高等学校输送合格新生，与高等教育的需要配套”。到1963年，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确定的重点中学数量已达487所。

　　“文革”期间，重点中学制度曾一度废止。“文革”结束及“科教兴国”战略提出之后，“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又一次成为教育的方向。1985年前后恢复重点中学制度。1990年代中期，为落实义务教育，控制择校等教育腐败问题，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被明令废止。但重点高中依然存在，初中乃至小学阶段的重点教育也以创办示范学校、星级学校、奥校等变种的形式继续存在。

　　北京某重点中学的某些班被戏称“司机班”、“秘书班”，领导干部的秘书、司机的孩子在那里上学。张玉林则在他的蓝皮书中披露，某省城全国知名重点中学每接收一名省财政厅官员的子女，即获得50万元的教育经费。

　　北京郊区的某中学是该区中学近几年崛起的“后起之秀”。催生、催肥它的力量是该区的招商引资政策。当时在任的县委书记认为，教育落后是制约本区招商引资的瓶颈：很多商人因为担心子女的就学质量不愿到该区投资、落户。于是，区政府出资，以与北京某市重点中学合作办学的名义，兴建了一所新中学。“其实所谓的合作办学，不过是城里重点中学的老师周末来搞搞教师培训。”但是，政府的扶持和与市重点中学合作办学的招牌还是为该校聚集起有优势的生源和师资，人造重点在短时间内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重点”。

　　武汉大学的学生小郑来自浙江省绍兴市的农村，小学在村里读，初中在镇上的中学就读。因为学习成绩好，曾经有老师找过他，要带他去另一所中学读书。这种老师带领成绩优秀的学生一起“跳槽”的情况在各地都很普遍。后来，小郑以镇里最高的成绩被“特招”进浙江一所省一级重点中学的高中。那间学校“一般不招农村学生，只特招农村初中前几名，也不划分数线，如果按照市里的分数线，很多同学都过了线，但只有前几名可以去”。小郑的父亲在杭州工作，但他坚决不去杭州念高中，因为“杭州那些学校全是素质教育，没我们升学率高”。在他心目中，目标很明确：“高中的时候，大学都考不上，还想其他的干嘛！”为了避免被其他学校选上，他的志愿中压根就没填其他中学。“我惟一的路就是特招，要是特招不上，我就用钱买。”城里的省一级重点中学给小郑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那里多媒体、空调一应俱全，“这些费用不全是教育拨款，我们学校家长委员会什么的很齐全，学生有钱，捐钱什么的，条件特别好，很多有头有脸的人的子女都来这里，所以不需要学校削尖脑袋提供什么。”小郑回忆说。

　　小李是胶东半岛某重点中学的数学老师。“一中的神圣感已经没有了。”他有些失落地对记者说。

　　他所任教的一中是建国之前即在当地兴起的一所省级重点中学，建国50多年，培养了不少人才。2002年，该校投资2亿元扩建了新校园，变化就是从那时开始产生的。2亿元的投资有几个筹措渠道：校友捐款、学校创收、贷款、地方政府投资。

　　该校的校友不乏政界商界成功人士，据说，当时在任的副省长即是其中一员。副省长牵头挂名担任筹款委员会的委员长，号召历届校友以单位的名义为新学校捐款。

　　学校创收则靠招收议价生实现。“新学校刚建成的时候，(学生)给钱就收，(中考)两百多分的学生也收。”小李说，即便现在，一个60人左右的教学班，大概有20个学生是“公费生”，其他40来名同学每年要交1万块钱的择校费。“以前上一中特别难，现在社会上都说，只要有钱、有门子，谁都能上一中。”

　　政府投资最终没有兑现，学校转而向教师集资。2004年，工作两年多的小李拿出1.2万的集资款，而他的月工资只有一千出头。

　　教师工资分成两块：一块是国家拨款的“国拨工资”，一块是“结构工资”，后者由学校根据财力及教师工作量自主支付。而学校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择校费。因此，一般的规律是择校生多的学校，老师的收入就高。但在一中，这个规律并不成立。迫于还贷压力，一中老师的工资较之周边学校并无优势(老师讲一节课能拿到的“课时费”约合0.8元)。然而，在升学压力的压迫之下，他们的工作却是枯燥而繁重：“一周只有星期六能休息。”“家长交了钱，他就有权向你要学生的分数，学校也得靠高考成绩维持一中这块牌子，我们为了保证学生的成绩一道题要让学生做五六遍。”

　　杨东平给这类现象找到的行动逻辑是：学校升学率的高低往往是学校领导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绩；重点学校的教学资源往往又被强势阶层子女享用———这是重点学校存在的利益驱动。在这样的驱动之下，有限的教育资源往重点学校倾斜，“中国很多重点中学的条件不要说好过国内很多地方高校，甚至比国外的‘名门中学’都奢侈。塑胶跑道、体育馆完全是脱离实际的虚高消费。我们这里的特点是借钱的人不用考虑还钱的问题。在创建各级示范校过程中产生的教育欠账问题的严重性将在不久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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