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熙坤:我创作的雕塑有体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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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3月14日16:31 中国青年杂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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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熙坤，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画家、北京金台艺术馆馆长，被誉为“肖像外交大使”。 他们好像在问我：你为心目中本民族的英雄画过肖像了吗？ 《中国青年》：在完成《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这尊全身塑像之前，你是作为“肖像外交大使”被人们记住的。你曾为加利、安南，为克林顿、曼德拉，为萨马兰奇、
袁熙坤：我出生在艺术世家，我小的时候，父亲创作雕塑，我就是他第一线的小工。30年前——1975年的时候，我就被邀请进京，参加了电影《中国古人类》当中很多雕塑的创作，并得到了科学院的表彰。 2004年，是邓公诞辰100周年。新年过后的一天，我站在金台艺术馆名人肖像厅里——这里挂满了我应邀为一些外国领导人画的肖像。在这些肖像面前，我充满了成就感。为什么？因为每一幅肖像都得到了他们本人的首肯。但是，当我站在他们面前，跟这些地球村的优秀村民对视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好像在问我一个问题：你为心目中本民族的英雄画过肖像了吗？问得好！是的，水有源，树有根，给中国百姓带来最大实惠的领袖，便是邓公了。而我，不仅应该给他画像，更应该用立体、永恒的雕塑来塑造他、纪念他、歌颂他。 《中国青年》：这幅雕塑照后来成为《中国青年》杂志2004年第16期的封面。封面上的邓公，手夹着烟，跷着腿，坐在藤椅里。 袁熙坤：我通过各种途径搜集他的资料，并仔细研究他的各种姿态。我发现他有一个经常性的动作，就是他的手上有烟并跷着腿。那烟是平抬着的，大概是怕烟灰掉在地上吧。拿烟是邓公的标志性动作，就像丘吉尔拿雪茄、斯大林拿烟斗一样，这个动作甚至是他健康的晴雨表。为什么让他坐在藤椅上？对于个子相对矮小的领袖，从拿破仑开始，一般选用坐姿，而且脖子往后仰，用以突出他们的坚定、健康、从容。雕塑的过程当中，我经历了诸多波折，不像想像的那么简单。 首先是藤椅，我把小平同志曾经坐过的藤椅复制了几十把。但很多时候工程过半，却因为藤椅承受不住近1吨重的泥巴——我眼看着雕塑开裂，那些非常精彩的手法却难以重复，你知道吗？那种痛苦是难以言表的。 邓公是一个心可逸而体不可不劳的健康老人，他参加过长征，戎马一生。所以，他的肌肉结构比一般同年龄的老人结实得多。要处理好宽大的中山装和人体的辩证关系，是要下很大功夫的：要找模特做服装，找体型结构跟他差不多的人做模特儿。这期间，卢琦同志多次来给我当参谋，他的化妆师徐广瑞也一起来。 马克思说过：希腊的雕塑是带有体温的。邓公的这尊雕塑，如果处理不好，生命力就不能外露，雕塑也必将不会带有体温。 这还不像跳高，跳高还有个试跳的过程，而我，只有一次——没有金刚钻，我敢揽这个瓷器活儿吗？ 《中国青年》：你被称为“肖像外交大使”，为什么国家选择你进行这样的外事活动？ 袁熙坤：机会往往是给那些作好了准备的人。画名人的多了，真正流传下来的能有几个？这就要看他画得如何、他的艺术水平如何了。 我第一个画的外国领导人是日本的海部俊树。那是1991年，当时的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访华前夕，日本外务省的一位官员在和我吃饭的时候，问我能不能给首相画像，我答应了。这是海部俊树第一次请人画水墨像。在近半个小时的绘画过程中，海部俊树配合得相当好，就是有些紧张。我让他两眼看着墙上的一幅日本画，他就一动不动地盯着。我不得不请海部俊树放松些，顺便聊点什么。海部俊树说，按照中国人的说法，他的脸有福相。我说对，牛大的力气不如芝麻大的福气。 我当时的心情，远没有这一问一答来得轻松。海部俊树长着一张娃娃脸，与咱们的前外交部长钱其琛有几分相似——名人不好画，因为全世界人民都看着呢。如果我把海部画成了我们的钱外长——我说是如果的话，海部走过来，很幽默地说一句：这不是你们的钱其琛先生吗？那么，我在多高的位置，就会从多高的位置上摔下来。 这还不像跳高，跳高还有个试跳的过程，而我，只有一次——没有金刚钻，我敢揽这个瓷器活儿吗？ 《中国青年》：这是艺术对你的考验。 袁熙坤：可以这么说。这首先要感谢老天和我的基因，还有就是五六十年代那种扎实的基本功训练：你画张三，你得画准了，你把张三画成李四，却硬说是张三的神韵出来了，这叫形而上学。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所以，我是以形写神，形神兼备。 《中国青年》：你与一般的艺术家不太一样。你称自己是个手艺人。 袁熙坤：说到底，艺术家凭的是动手能力。就说罗丹吧，罗丹在三次投考巴黎的美术学校名落孙山后，发誓再也不去登学院派的门槛。之后是，他在艺术的实践中学会了多种技能。艺术家，特别是雕塑家、油画家，就是一个“动手”能力的问题。这不是手艺人，是什么？ 《中国青年》：还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你强调“艺术要站对自己的位置”。 袁熙坤：波兰的帕德莱夫斯基是位著名钢琴家，他有一句名言：祖国第一，艺术第二。不是吗？这是不矛盾的。我认同为艺术至情至性的怪才，更赞成把艺术与祖国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艺术家。 我给这个社会添彩不添乱，包括画人物在内，我要求自己须做到：九分像，一分美化。 有些所谓的艺术家，他们留着“嬉皮士”头，穿着奇特的衣裳，甚至在外套上画上两笔颜色，气势上很像艺术家，而却伸手向父母要退休金去买昂贵的油画颜料，这算什么呢？人是要有责任的，特别是男子汉，他得挑起家庭和生活的重任，不是吗？卓别林7岁的时候，母亲醉倒在舞台上，台下一片哗然。而小小的卓别林上台去，用他的天才挽救了局面。这就是责任。 回到你提的问题：艺术家要站对自己的位置，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列宁说的。他说：你要永远找准位置，革命的文艺工作只是革命机器的螺丝钉。 《中国青年》：你是有激情的人。 袁熙坤：对，是有激情的人。我不反对艺术家躲在象牙塔里，在有限的画幅上，以方寸之地，气象万千地表达自我。但是，我更主张一个艺术家应该用自己的艺术来回报社会，要跟群众最关注的事业结合在一起，创作的天地才会更加广阔。我认为我属于后者。 为什么我去塑造那么多人类历史上公认的宗教家、发明家、思想家、科学家？为什么？就是希望这些重量级的“精神砝码”成为维系这个天平的重要力量，使之不至于失衡。我的誓言是：以有限的财力，无形的才情，塑造我敬仰之人。 凡是有幸福的地方早就有人把守了。所以我只能挑选画蛇，成为一名捕蛇者 《中国青年》：南非前总统曼德拉也曾经问过你：是如何走上艺术道路的？ 袁熙坤：我的回答很简单：因为交不出算术作业。 达尔文说过，一种机能减退了，另外一种机能可能相对就增进了。个体是有差异的，要不然怎么连孔夫子也说“因材施教”呢。 我小的时候，有一天，问数学老师：如果我知道我的口袋里有几毛钱，也记得清楚有多少粮票和糖票……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了，就不必设未知数了吧？老师啼笑皆非。 就是在那个时候，在老师一步步推导严谨的算术公式的时候，我的耳朵常常是听着窗外的各种各样的声音——燕子“吱吱”叫着，扑动着翅膀；鸽子飞来了，带着圆润的哨音；远处“笃笃”的声音，是啄木鸟在忙碌地工作……这个时候，老师往往会叫我的名字，我仓惶地站起来，却不知该如何回答我能听得懂的声音了。 《中国青年》：你是因为20多年前的第一本画集《动物速写》而成名的。随后，你又出版了一系列的动物画集。你画虎，画狮，画野马，画野鹿——我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去画蛇——那样一种听起来就让人不舒服的动物？ 袁熙坤：普希金说，凡是有幸福的地方早就有人把守了。所以我只能挑选画蛇，成为一名捕蛇者。 在那个极左的岁月里，我被留在云南省军管会红太阳展览办公室做了一名画师。虽然我出身是“灰崽”(那时候出身最好的叫作“红崽”)，但我的基本功好，画得像，所以才能留在那儿画毛主席像。那时候，我经常遇到一些戏剧性的场面，比如，被某大单位请去画毛主席像，下面却跪着我们的同类，我受不了，便离开了那个无聊争斗的地方。主动要求去西双版纳，去做一名捕蛇者。 《中国青年》：可是，被人们广为称道的是你画的老虎。 袁熙坤：山君就是山上的君子，老虎的雅号。我为什么喜欢画老虎？一天黄昏，在暮色苍茫之中，距离我五六米远的草丛中一阵闪动，我看见了一个熟悉的形象——老虎。如果隔着动物园的铁栅栏，我喜欢越凶猛的越好，可是这是在野外啊！那一刻，我首先想到的是：我是长子，家里的房屋政策还没有落实——而我，也没有萨陀那太子舍身饲虎的忘我境界。我跟老虎对峙着！它看着我，竟然不屑一顾地扭头走了！ 野生的老虎跟动物园的老虎形体差距甚远：动物园里的老虎由于营养有余，运动不足，肚子是鼓的；而野生的老虎通常肩峰很高，肚子是瘪的。这只老虎转身时，我看它的肚子是鼓的，原来是一只吃过午餐的饱虎。庆幸的是，老虎没有冰箱也没有冷藏库，如果有的话，我今天就不可能坐在这儿接受采访了。 从此，我对老虎非常地钦佩。它虽是山君，是兽中之王，但是，它仍然遵守了自然的法则。 《中国青年》：你是第一个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和世界顶级文化殿堂之一德国柏林博物馆成功举办个人画展的亚裔画家，你的独具强烈民族风格的油画被西方专业人士誉为“东方油画” 。 袁熙坤：我的这个画种，看画面或者印刷出来的效果，很多人都说是国画，但实际上，它就是一幅油画。 这是一个画家的风格。风格，不是追求了，它就能来的，它是自然形成的，是我的经历，我的生命轨迹造就的。 这是怎样的一种油画呢？它是——我读过《三字经》，读过莱蒙托夫的小说，听过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知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临摹过罗丹、米开朗基罗的雕塑……我也是在“玻璃房子”外徘徊了多年，才找到了那么一种属于我自己的风格。 《中国青年》：美国著名现代画家沃尔特先生说：你是以简练的笔法，表现丰富的感觉，把中国画六法中的气韵，生动地融入在西洋画中了。 袁熙坤：我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努力。 几十年前，我在西双版纳，在少数民族部落里，如果得了急性阑尾炎，找赤脚医生都得要走上两天的路程。但是，我没有停止过努力。部落里很多的青年男女和老人，他们都愿意做我的模特。我让他们拉弩，几十斤重啊，我不忍心让他们拉得时间太长，这就造就了我能尽快把握形体的能力。后来，我从农村回到工厂里，革委会主任和军代表又把我弄到车间里锻炼。但是，我找准了我的专业，我知道它是受工人、受群众喜爱的——因为这种喜爱，我知道了，这个社会需要我。也是因为这种需要，我也才得到了相对的自由。不是吗？工人师傅们排着队给我做模特儿，而且找人放哨，与我换工——那些时日里，我在夹缝中生存，并自得其乐。 画家是要有一个练功的过程的，这方面，他有些像舞蹈家，需要训练手、脑、眼的配合。盖叫天不是说过吗？曲不离口，拳不离手。画家就得有这样的练功过程，才能像沃尔特先生说的那样——把中国画六法中的气韵，融入到西洋画中。 米开朗基罗说过，他希望到未来的地方去做一名称职的画师，那么，我，就去做他的助手。 《中国青年》：有人说，命运之神太眷顾你了：让你出生名门(其父是著名画家袁晓岑——编者注)，给了你绘画的天赋，又让你有机会在众多的画家中脱颖而出。 袁熙坤：就像渔民的儿子不一定会水，更不一定就是游泳健将，家庭只能给你一个早期的成长环境，随后漫长的路就要自己走了——我父亲不只我一个孩子，但只有我走上了绘画道路，为什么？家庭只能给你提供一个环境、一个舞台，随后的路便要自己走了。 从上小学以来，我就知道自己是“三名三高”教授的儿子，但我并没有一点儿优越感，有的只是压力和动力。我也知道我与许多人不同，但这个不同是：我对精神的桎梏比别人要敏感一些，脆弱一些。我看雨果的书、卢梭的书、伏尔泰的书，这些人文主义的东西，深深地在我的心里留下了烙印。 《中国青年》：一位同行告诉我，在西方，袁先生的一幅普通油画的市价为5万美元，大幅作品能卖一二十万美元，最高的成交记录为30万美元。 袁熙坤：我考证过了，凡是能够流传下来的艺术品，都是因为其中蕴涵了某种理念。我的作品，我反思了，虽然当年在日本、在东京，为了养家糊口，卖了些画，在国外的拍卖行也卖了不少，但现在卖的少了，为什么？徐悲鸿当年卖画，他比喻是把自己的女儿嫁出去了，心里不是个滋味儿。而现在的我呢，觉得是把自己的孩子过继了，心里更不是个滋味儿。好的艺术品是不能重复的。 《中国青年》：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一次，你还会选择绘画吗？ 袁熙坤：那要看灵魂的归属怎么样了。如果说有另外一个世界的话——米开朗基罗说过，他希望到未来的地方去做一名称职的画师，那么，我，就去做他的助手。 我总觉得，人生重要的，首先是对真善美有坚定的认识。这种强烈的热情要历尽沧桑，经得住考验。《圣经》里歌颂的不是那些攻城掠地的强者，而是能主宰自己灵魂而意志坚强的人。其次，要有技能。要熟悉各种知识，但要以一种专业技能来认识世界。再次，需要乃自由也。要为未来作准备，未来是没有情面的，每个人都必须为未来作准备，这不仅是一种道德义务，也是一种宗教义务。 采访-本刊记者 高晓春 相关专题：《中国青年》杂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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