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恒：打工最光荣

　　这些年，没变的是一无所有，变化的是自己在成长。当初，我按照公认的成功标准做人；现在只想做点悦己又悦人的事情……

　　揣好2004年度“创业青年首都贡献奖”的领奖通知单，孙恒从暖气充足的大楼出来，冻得一激灵。狂风裹挟着雪片，打到他黧黑的脸上，他却忘了躲，只是盯着不远处。

　　一个普通的建筑工地，工人们顶着满头满肩的雪片，双手通红地推水泥扛钢筋。脚手架上的木工，是灰暗天空的惟一主角。北京的高楼大厦，就是他们建起来的。最脏最累最苦的活儿，都是他们干的。他们和孙恒，有一个共同的名字：400万进京务工人员。

　　他们习惯被新建的大厦遗忘，习惯没有任何娱乐的日子，默默生活。

　　孙恒却不甘心。在2002年他成立了打工青年艺术团，义务为工友演出上百场，唱《团结一致讨工钱》，唱《打工打工最光荣》！在城市最底层放歌，他感动了许多人，也被“实话实说”、《人物周刊》等大小媒体赞誉，两三年就闪亮出场。可是，他要的关注，不仅仅给自己，还包括给他身后的整整400万。

　　孙恒低下了头，迈向新雪，自己的跋涉，刚刚开始。

　　突然失声

　　孙恒曾经特想当歌星，弹把吉他吼一嗓子，就有“粉丝”哇哇陶醉。于是23岁，他告别某中学的音乐教室，坐着民工专列从河南来到北京。

　　成为歌星之前，他先做了西客站附近店面的搬运工，再后来，又蹬三轮车送水，扛着大桶上高楼。一个月后，靠在墙角的吉他渐渐蒙了灰，孙恒一眼瞥到，心一疼，推开刚泡好的方便面，提着吉他就去了地铁。润了好几次嗓子，孙恒终于开唱：“今夜梦里面，我回到故乡妈妈温暖的身旁，家乡的河水现在已上涨，远方的人儿还要去远方……”一双双皮鞋、球鞋、高跟鞋从他眼前穿梭而过，只有旁边摆地摊的哥们儿侧过头听，卖力鼓掌。

　　一年后的春天，孙恒辞掉推销员的工作，去寻找更多的可能性。从沈阳到南昌，从东北到南方，孙恒在不一样的街头、地下道、酒吧，弹唱着自创的民谣，生活却依旧暗淡：兜里没有银子，脚下没有方向，而且从来遇不到星探。有时缩在墙角过夜，孙恒抬头看那一颗颗星星，觉得哪一颗都不是自己。自己的位置究竟在哪里？他赌上整个自己做歌星梦，却输得只剩饥饿的躯壳。此刻，只要有人拍拍他的肩膀说，哥们儿跟我来吧，孙恒肯定跟着，无论干什么，反正干什么都没有意义……

　　无聊地在路上走着，孙恒留心起沿途的人。城市里底层的小人物总是很抢眼。水果小贩让儿子捧个绿油油的小西瓜练手劲，建筑工人津津有味地就着菜帮子啃馒头，卖跌打药的男人在天桥边看小说边嘿嘿直乐……他们真容易快乐。

　　快乐的“他们”，还不止一次帮助过孙恒。有次孙恒在某个地下铁正唱歌，通道口收购美金的哥们儿突然一声口哨，大喊：“城管来了！”刹那间，通道内卖玉米的、卖盗版碟的、卖玩具首饰的都作鸟兽散。孙恒还愣在那里，早有人拉他起身，抓起装钱的铁筒，朝出口狂奔。到了安全的拐角，那个男人把铁筒扔给他，吹着口哨走了。

　　那一路，“他们”，包括“他们”的幸福或哀愁的故事，被孙恒关注。孙恒开始为他们写歌，歌词就是工友的大白话，类似耍酷少年的RAP，很好懂，譬如《彪哥》：“认识你的时候，已是在你干完每天13个小时的活儿以后……喝醉了酒，你说你很想家，可是只能拼命地干，才能维持老少一家安稳的生活……一天天一年年，你拥有的只是一双空空的手……”

　　就这样写着城市里的小人物，孙恒渐渐明白：我就是“他们”。

　　彪哥曾向他摊开那双满是伤痕的大手，犹如摊开一位中年农民工最普通的命运。而此刻，孙恒在昏暗的灯光下放下笔，摊开手，又何尝不是满掌的皱褶？他的父母还在为山里的27亩土地折腾，自己比驴子还劳累只是糊口，都改变不了“空空”的命运——

　　那么，除了写歌，我还能为“我们”做点什么？孙恒决心回到北京。那里天地广阔，也许会有更多机会。

　　1999年年底，明圆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在北师大开讲座，孙恒也去了。校长说：“北京每年有20万农民工子女，因为各种原因上不了公立学校；打工子弟学校又条件有限，孩子们连音乐老师都没有……”一贯内向的孙恒立刻举起手来，毛遂自荐。第二天他就去明圆当义务的音乐老师，六个年级都管，简陋的学校第一次传出整齐的歌声。不久，孙老师新创的歌曲《打工子弟之歌》在学校比S.H.E的《SUPER STAR》还流行：“我们远离自己的家乡，我们也有自己的梦想，我们同样渴望知识的海洋和明媚的阳光！”

　　生活日渐明媚。不管多辛苦，孙恒完事就背着吉他赶到明圆学校，风雨无阻。几个月后，校长主动给他开了400元的月工资。惊喜，还在后面。

　　如果一个人没有理想，同一条咸鱼有什么区别?

　　2001年冬天，孙恒去天津科技大学看朋友，学校的学生社团正准备去工地慰问工友，孙恒也跟着去了。

　　工棚拥挤地摆放着上下铺铁床，窗户正飕飕地灌风，吹得屋内挂晾的衣裤呼啦啦响。有的工友还睡光床板。他们倒很开心，把双手在泥灰斑驳的工作服上蹭蹭，接过捐赠的衣服和书，乐呵呵地挤站在有限的空地上。

　　“正好也带着吉他，不如我唱歌给大家听吧。”“好！”

　　在他们面前，孙恒很放松，跳到床板上就唱。第一首，用陕西方言唱《一个人的遭遇》，讲民工小吴被收容的经历。他唱着，他们鸦雀无声；他望着他们，他们也热情地望着他；他正感动，他们眼睛里也亮闪闪……“再来一个！”掌声如潮！好，再来！《彪哥》！

　　孙恒唱到嗓子嘶哑，民工兴致不减。后来换民工自己唱，他们脸红红的，手扭捏着，还跑调，但一直掌声不断，工棚温暖如春。那个夜晚，是孙恒的精神盛宴。“他们那么真诚质朴，跟酒吧的听众完全不同。我不是在表演在供人消遣，而是遇到知己相互鼓舞。他们需要那样的歌，我也需要那个舞台。”

　　另一个音乐梦开始滋生。不再追求高高在上的“星”，孙恒就想塌塌实实，为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唱歌。2002年“五一”，孙恒和三四个志趣相投的朋友，创办了“打工青年艺术团”，孙恒任团长。

　　打工青年艺术团的第一场演出，在北京某高校的建筑工地。三个人上台，就两把吉他和一把口琴。裸露的电线垂挂着三只小灯泡，麦克只能绑在钢筋上，就那条红底白字的条幅最醒目：“天下打工是一家！”

　　面对台下500多名工友，孙恒有些激动：“我们不是专业的文艺团体，来自全国各地，从事各种工作…… 昨天我们为这个城市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今天我们也要创造自己的精神生活。我们说劳动者最光荣，而打工者群体是时代的新型劳动者，所以要唱《打工打工最光荣》！”台下一片欢呼。

　　唱到《团结一心讨工钱》时，台下沸腾了，跟着孙恒齐声吼唱：讨工钱！当时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很普遍，他们积压的情绪一点就燃。老板害怕了，马上出面，要求停止演出。就这样，第一次演出不欢而散。

　　这还只是困难的冰山一角。工地老板的态度非常冷漠。联系演出场地100次，有一次成功就值得庆贺。理由很多：“免费演出？有这样的好事？”“真有，工人也没空看，天天加班！”满腔热情被浇个透心凉，可是，孙恒还是不放弃，不甘心！

　　“如果一个人没有理想，同一条咸鱼有什么区别?”无厘头的周星驰都曾经说。

　　在孙恒的执著努力下，打工青年艺术团渐渐赢得了舞台和信任，羽翼丰满。两年多来，他们在北京大大小小的工地义务演出100多场次，观众有两万多人。其间，他们也吸引了不少“演员”加入，修理工、保安、保姆、厨师，都是打工者，吹拉弹唱说样样齐全。

　　每次联系到演出，大家干完活儿就从四面八方赶过去，骑单车、挤公交车或者走路。远道的，还得饿着肚子演出，连个盒饭都没有。少得可怜的几次聚餐，一大伙人从不会超过20元。

　　“虽然平时大家工作都很累，演出也没1分钱，但只要兄弟们要看演出，我们都会准时赶过去。还有人笑我们太理想主义。”

　　是，理想主义者就是这样的人：不是英雄，没有宏大的理论，但总在塌实做事，不仅为自己，还为了让他人的生活和整个社会更美好。

　　没变的还是一无所有

　　打工青年艺术团逐渐声名鹊起，孙恒也发现更多的问题：工友们需要的，不仅是歌声。

　　譬如歧视问题。有次有个农民工上公车，可能刚从工地下来，一身白漆一头灰，乘客立刻退避三舍。孙恒看见售票员要赶小伙子下车，弄得小伙子一脸通红。最近海口发生的事情就更荒谬，某旅行社负责人为了抗议五星级酒店的违约，让百余名农民工入住该酒店；不知内情的农民工起初欢天喜地，在酒店却处处遭受冷遇，甚至得乘货运电梯回房。

　　更严重的问题，是农民工缺乏法律维权意识，遇到事情不知所措。有个民工，在脚手架干活儿时不慎摔伤，老板就给300块钱，手一挥再不管事。别说医疗费，回家的路费都不够！他躲着掉眼泪，后来是孙恒找了记者和律师，去跟老板谈判。从下午5点，谈到深夜12点，老板终于答应赔付3000元。揪着孙恒的那股难受劲儿，总算缓解。拖欠工资的事情就更多。他身边打工者的遭遇，演出时工友们掏心窝的话，让他觉得很不好受。

　　孙恒想干更多的事情。2002年11月，孙恒正式注册“农友之家”(属于非营利性的社会公共服务机构)，开展法律咨询、权益维护和大众电脑培训等工作。2003年3月，得到香港乐施基金会的援助，孙恒成为“农友之家”的专职工作人员。继而，他把募捐来的20多台旧电脑拼放在一起，请大学生志愿者当教师，开办起每期三周的培训班。2004年2月，孙恒又在肖家河社区成立“打工者文化教育协会”，坚持“用歌声呐喊，以法律维权”，请来律师和大学生，为打工者普及法律知识，进行计算机和英语培训，组织就业指导。现在协会有100多个注册会员，二三十个骨干。

　　这一切都不收取分文报酬。孙恒的愿望很简单：只能通过学习，改善打工者的生存状态，增强他们的维权意识。不是满腔热情就能做好事情，但孙恒看到越来越多的光明：2003年温总理帮民工讨要工资，让1亿农民工心头温暖；政府对“三农”问题日益重视和关注，将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农民工的幸福更有保障。

　　2004年9月，京文唱片公司为打工青年艺术团出版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同年，孙恒被国家司法部、四川省政府授予“维护司法公正——形象使者”称号。

　　这些荣誉，孙恒丁点不提，只是希望社会捐书或旧电脑，再办个能读书、能搞培训活动的打工者之家。他给记者仔细地写下了捐助电话“62819903，81604803”。

　　“你也是名人了，有成就感吗？”

　　“荣誉都是属于那400万的，我个人只是小人物。这些年，没变的还是一无所有，还和七人住个小院子，变化的是自己在成长。当初，我按照公认的成功标准做人；现在只想做点悦己又悦人的事情……”

　　记者看见，一直严肃的孙恒，终于笑了。采访-本刊记者 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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