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让山里的孩子也能上美术课

　　□本刊记者 郭宇宽 发自湖南

　　2004年12月下旬的广东美术馆展厅里，一些奇特的展品吸引了很多来自广州和香港的孩子甚至来自中国美协的专家们的注意力，这是来自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孩子使用稻草、树皮、泥巴等最不起眼的材料制作的手工艺品和装饰画。

　　这些质朴的作品，在陈列着名家油画、水墨画的大雅之堂中，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和童趣引来如潮好评，更令来自城市的孩子大开眼界，不少孩子喜欢得想用零花钱买回家去。

　　痛苦的美术课

　　几乎是同一幕景象，在2003年底于北京中华世纪坛上演过，一批同样出自湘西孩子之手的作品，引起国内外朋友的浓厚兴趣。基础美术教育因此成了湘西自治州初等教育在全国教育界颇有知名度的亮点。

　　福特基金会专门给予该项目的推广以大力支持，启动了名为“蒲公英行动”的项目，旨在推进民间美术在小学美术教育中的传承与发展，“在力求让所有儿童获得美术教育的公平时，把优秀的民间美术与最富有创造生命力的儿童的美术教育融为一体，这既促进了对非物质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时也使民族多样性的文化得以延续。”

　　记者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有幸随课题组的朋友在湘西多所山区小学进行了实地调研，所见所闻才深知这一路走来实为不易，可以说是给逼出来的。

　　地处武陵山脉的湖南湘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带，作为当地的主体民族，土家族和苗族先民在史前时期就定居或迁居到这里，以山地为主的湘西由于农村人口比例大，又多处于小集中大散居的状态，因而至今仍有很大一部分儿童生活在较为封闭的状态之中，据统计在2002年该地区人均GDP仅2861元，与长沙相比就相差4.8倍(据《湖南教育发展年度报告2003》)。

　　美术课给山里孩子和教师带来的更多曾是尴尬和痛苦。按照国家教育部制定的《全日制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明确指出：“美术课程具有人文性质，是学校进行美育的主要途径，是9年义务教育阶段全体学生必修的艺术课程，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州教育局也一再重申每个学校都要开美术课，要求把美术课本发到每个孩子手上，但实际效果却与之相差甚远，美术教育在这里曾一度被称为“贵族教育”。

　　比如记者走访的永顺石堤和麻岔乡以及腊尔山地区的几所希望小学，虽然都是乡里的中心小学，但当你看到孩子们坐在用报纸糊窗户，没有电灯、或是有电灯却经常停电的教室里，用削到短得几乎捏不住的铅笔头做习题时，就会体会到在经济尚很落后的湘西地区，对山村里的孩子们来说，美术课所需的基本用具，比如颜料、调色盘、蜡笔、水彩笔等是多么奢侈。

　　目前推行的全国统一教材主要为城市的孩子设计，虽然其中也有少量的美劳内容，比如用易拉罐、饮料盒、吹塑纸、泡沫板等材料制作工艺品，本意是变废为宝，可对山里的孩子来说却同样难于获得，不少孩子直到小学毕业都没有喝过易拉罐饮料。有的学校老师也布置过这样的作业，于是搜集这些“废品”就变成在外打工的家长乃至亲戚朋友的任务。

　　除了教学难以开展外，更大的负面影响则是一些家庭条件特别困难的孩子在美术课上自尊心受到伤害。直到上世纪末，在湘西70%～80%的小学里，美术课索性成为自习课或者干脆就没有美术课。

　　美育是对心灵的关怀

　　有人也许会觉得这些山里的孩子连生活都很困难，还谈什么美术教育？对此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工作的谢丽芳女士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她认为对于美的追求几乎是所有孩子生与俱来的天性。

　　作为民间美术教育课题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在农村地区有长期调研经验的她注意到一个现象：越是在那些开不出美术课的山区，越是能在房屋墙壁和地板上看到孩子们大量的涂鸦。湘西山区的建筑多为木板房，记者在很多寨子里都看到孩子用粉笔或含有白垩的石块在上面“创作”的仙女、怪兽、昆虫图案，家长也听之任之。这些房子过一段时间就要用桐油重新刷，于是就成了山里孩子用不完的画纸。

　　在谢女士看来这其实体现了孩子们不可遏制的想象力和创造欲，我们的学校教育没有权力因为贫困而剥夺他们追求美的权利。

　　但另一方面，要做到普及美术教育谈何容易。直到今天全湘西地区共有小学2200所，而专职美术教师只有190名，就是这些老师还主要集中在吉首和一些县城重点小学，也就是说90%以上的学校根本没有专业美术教师。

　　记者在永顺民族实验学校，最初听到课题组里一位名叫陈二牛的汉子自称“体育兼美术老师”时还颇觉奇怪，不过在随后的采访中见到几乎每个老师都要承担两到三个专业的教学任务，甚至一位竟是“语文兼数学兼美术老师兼学校会计”。

　　用“挖东墙补西墙”的方式，让美术课占用更多的资源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山区孩子在教育资源上的匮乏是全方面的。如何在现有条件下尽可能满足孩子们对于美术教育的需求，成了让老师搅尽脑汁的事情。

　　很多学校在一些有创新精神的老师带动下，开展了各种各样有“土法炼钢”色彩的尝试。他们把目光投向自己学校周围触手可及的材料，自己带头看看能不能把它们运用于美术教育。没有橡皮泥用作雕塑，粘土却随处可得；没有积木，山上的芭茅杆同样可以搭房子；既然有漫山遍野的松果、树皮、稻草，又何必一定要用易拉罐、塑料瓶来制作手工艺品呢？老师把想法告诉学生，于是美术课堂成为孩子们的实验场，最后的成果，那些别有风味的装饰画，千姿百态的昆虫、动物、人物造型，连学生自己都觉得吃惊。

　　这种原本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熟料恰恰暗合了美术教育的规律，尤其符合孩子爱动手、想象力丰富的特点。让学生把美术创作和手工劳作有机结合，全方位调动感观。它不但要运用美术的语言，如观察、分析事物的色彩、形状、线条、明暗、肌理等并进行艺术抽象，同时要考虑如何感受和了解材料的形、色、质、量；如何合理选择适宜的工具；如何运用适当的方法加工制作等。学生可以自由地表达个性和自我的想法，从而体验创造的独特乐趣。

　　思路的拓展给山区美术教育带来了出路，当不少大城市的孩子苦不堪言地被父母逼着去上美术辅导班，以期能在升学中获得特长加分的时候，在几乎谈不上有专业美术教学设备和师资力量的地方，美术课却成了孩子们最爱上的课。在条件极为艰苦的腊尔山希望小学，仅主动报名参加课外美术兴趣小组的孩子就有400多人。

　　曾经有专家参观学校时问一群正在上美术课的孩子：“你在做什么？”孩子们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们在玩。”这位在旁观察的美术专家激动不已：“没有比孩子们视为‘玩’的行为更能说明人类艺术的起源和本性了！”

　　结出墙外的果实

　　这项教学改革的出发点最初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让山里的孩子也能上美术课，但产生的影响和启迪确实是多方面的。

　　在我国基础教育资源分配极不公平的今天，除了湘西，在整个中国农村欠发达地区，不仅美术教育，音乐、自然、体育等课程都面临如何因地制宜适当加大教育模式弹性、尽可能弥补教育资源缺憾的课题。所以这项工作被称作“蒲公英行动”，也是希望好的思路能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传播开来，在外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自己先行动起来。

　　进一步延伸下去，该课题和民间文化的保护也产生了对接。以湘西地区为例，它属于三苗部落文化、楚巫文化和中原文化互相融合的多元文化，其中较为常见的锉花、刺绣、印染、木雕、编织和民居建筑等艺术形式，都有着鲜明的艺术风格。有研究表明，其混沌的思维模式、大量原生态的文化象征、架构天地时空与神灵的古老艺术形式、物我合一的稚拙表现手法、隐喻象征的语言叙事模式、求全求美的审美观和浪漫主义的时空观等，都与儿童美术在构型、思维方式和率真自然的表达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使两者存在着天然的亲和力。

　　民间艺术中类似游戏的本能文化表现与生命个体童年的艺术——儿童美术的自然状态有惊人的相似。而这些民间艺术在工业文明的裹挟下都面临传承危机。从小学就开始的寄宿生活割断了年轻一代与家庭和传统社区的联系，全国上下考试导向的人才培养机制，也加剧了文化的断裂。

　　比如在苗区腊尔山地区，不仅在经济上贫困，而且面临文化自信心的瓦解，这里在历史上被称作“生苗区”，可今天在赶集时，记者几乎看不到传统的服装工艺品，都是工业化的产品，甚至连当地加工的草帽斗笠，也要印上“长沙”、“北京”的大红字样才觉得时髦。于是当地一些教师就鼓励孩子们在假期回家的时候临摹祖母外婆衣服上的传统刺绣图案，以美术教育为切入点，鼓励孩子去发现和感受本民族、本乡本土的文化气息和美。

　　采访结束时，正是学生放寒假的时候，凛冽的寒风中，地上的泥浆都结成了冰花。山路沿途不断看到寄宿孩子背着被褥脸盆走在回家的路上，脸蛋和小手都冻得通红却毫不在意地有说有笑。

　　记者眼前涌现出这些天采访的一幕幕情景，百感交集，说不清是激动、感动抑或是悲哀。那些孩子一边流着鼻涕一边开心地用稻草编小人，记者握住的一个正在做手工的三年级小朋友的手居然像树皮一样粗糙。说不上精致然而动人的工艺品，分明是土家族苗族伢儿们在用自己的心灵讴歌生命、创造生命！

　　临别时，一位老师说了一句话让人非常感慨：过去湘西的水土养育了沈从文、黄永玉，而这几十年湘西再没有走出过什么艺术家。

　　美术对这些孩子的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即使专家也不能完全说清楚。有时贫困的环境给人带来的不仅是生活的艰难，而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就像鲁迅笔下那般天真活泼的少年闰土，在生活的重负下最终辛苦麻木地生活。但我们总是朦胧地觉得应该给这些孩子——即使再贫困的孩子——一个发现美也发现自己的机会，他们是这片土地的希望，而我们为这些孩子所做的，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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