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上海)
曾经看过田壮壮的《蓝风筝》、张艺谋的《活着》、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贾樟柯的《站台》和陆学长的《长大成人》，这些都是探索我们历史记忆的电影杰作，但没有任何一部像《孔雀》这样给我如此深切而难以名状的感受(唯一类似的经验大约是阅读哈金的小说《等待》)。这样的电影会使那些执迷于类型概念的评论说辞苍白可笑。比如，按代
际身份去揣摩它的“第几代”风格，或者，用小津安二郎作模板，杜撰顾长卫和他的承传关系然后去一分高低。相比许多煞有介事却不着边际的影评人，还是姜文看得明白，他说这部电影“浑然天成”却很难形容。
但也许这只是姜文或者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偏见”而已，也许《孔雀》并不具有伟大作品的普适主义力量，而只是成长于1970年代那一代人的“私人收藏”而已。戴锦华教授曾在一篇序文中引用我的一首诗歌《第八个石铜像》，指证这一代人的“尴尬”处境。是的，“某些日子上下两代都很难理解，这种感觉使我们孤立而团结，有点像当年的北京和地拉那。”
1970年代是历史记忆中的幽暗岁月。“文革”政治狂飙的疾风暴雨已经开始平息，而将至的新时代“改革开放”大潮还未来临。这似乎只是一个“过渡的时期”，一段太过平淡而可以被忘却的日子。同样平凡的是故事的地点和人物，一个内地省份的小城市，不繁华也不贫瘠；一个极为寻常的5口之家，不富裕却也可以维持生计。
《孔雀》更多的是言说平凡生命的“可怜”：在想象力泯灭的世界里，一个不甘平庸的少女(姐姐)执著于一点梦想；在同情心匮乏的社会中，一个被歧视的傻子(哥哥)要一点“友谊”来获得承认；在无视人格尊严的环境下，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弟弟)要守护一点自尊。
全世界都有做梦的少女。张静初饰演的“姐姐”，让人想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特丽莎——这个读《安娜卡列尼娜》的女服务员向往着一个更开阔的世界，她要逃离令人窒息的偏僻小镇。而姐姐也一直预谋着对庸碌生活的叛逃。这是一个心在别处的女子，可以全然不理会一旁炉子上煮沸的开水而专注于自己手风琴的练习。于是，姐姐遇到空中降落的伞兵教官，正如特丽莎邂逅了来自布拉格的外科医生托马斯。他们不只是英俊的白马王子，他们还代表着一个远方的世界(北京或者布拉格)，暗示着一种脱离眼前平庸的诱惑，他们是逃离的寄托。姐姐和特丽莎可能同样为了梦想奋不顾身，但中国不是捷克。特丽莎可以带着行李直奔托马斯的住所，但姐姐不能。可能不只是道德风俗的禁忌限制，她一定还有更大的户口问题，她能借助的全部想象都是“中国的”和“时代的”——通过“体制化途径”(参军)及其辅助方式“送礼”(当时的中国还没有“高考”，也没有今天的“北漂”运动)。征兵落选之后，自制的“降落伞”成为她梦想的替代物。这是象征手法，也是可信的现实主义。
其实，姐姐的命运并不算悲惨。以那个年代的标准，她的衣着体面，食宿无忧，而且父母对她不可理喻的“怪癖”已经十分包容。但她仍然是可怜的，因为她心有不甘，却找不到方式来改变自己的境遇，这几乎令她绝望。无论是自认一个“干爹”，还是归咎于父母对哥哥的偏袒，都是她绝望的写照。她后来选择了改变命运的方式——嫁人而附带一个工作调动的条件——依然是时代的和中国的。最后，她在菜场上捏着西红柿无声恸哭，不是因为遇见昔日的梦中情人，而是看到所有的想象都归于破灭，所有的人都无可逃脱地平庸。
这样的日子里，也有一代人的青春生命，有无数家庭最为独特而典型的“中国经验”。姐姐的命运，她的降落伞和手风琴；哥哥送给“朋友”的烧鸡、向日葵，还有收藏的香烟；以及弟弟的悲观落魄，都不是在刻画苦难和悲壮。这算不上是“美好的事物毁灭给人看”的悲剧。因为仅有的美好事物不过是一点想象、一点尊严、一点承认，却难以生长、无所依托。但人们仍然活着，成长着，仍然心存渺茫的寄托。
《孔雀》是一部“很中国的”电影，但它呈现的日常世界鲜明地区别于那种悲壮的“大叙事”，又因为客观冷静切入的视角而区别于那些内视性的主观“私人叙事”。就个人的感受而言，没有哪一部电影作品对中国经验的历史性与日常性的把握能够达到《孔雀》一般的浑然天成。这部电影，或者毋宁说是一个被漠视的幽暗时代的碑文，一段墓志铭，让人百感交集却欲哭无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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