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百年中国言论史

　　□本刊特约记者 燕舞 发自北京

　　用笔呼吸

　　傅国涌，这3个字近来不断地映入读者眼帘： 2003年7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金庸传》出版； 2004年5月，福建人民出版社《百年寻梦》问世； 2004年10月，河南人民出 版社和湖南文艺出版社先后推出《叶公超传》和《追寻失去的传统》； 2004年岁末，文汇出版社和云南人民出版社已进入终审阶段的《笔底波澜——百年言论史的一种读法》和《遥望新大陆》、《漂浮的木版》即将散发清新的墨香……

　　傅国涌告诉记者：“这些都是以前写的，有些还是好多年前写的，明年有本与以往写作有很大区别的《发现廿八都》出来。”高产的傅国涌面对“厚积薄发”的赞誉异常平静，“我关注的主要是百年中国言论史”，“从王韬到储安平，近百年来中国一直徘徊在幽暗的长夜里。从晚清到民国，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对言论的压制如出一辙，民间报刊生存的空间向来都那么严峻。沈荩、邵瓢萍、林白水、史量才等分别在不同的年代惨遭杀戮，他们的斑斑血迹使一部百年言论史总是笼罩着一种悲怆的气氛。”“但怀抱言论报国理想的知识分子始终没有低下他们高贵的头颅，没有停下手中的笔。他们用笔呼吸、用笔抗争，他们的笔下既流墨也流血，不断地寻求‘笔的解放’，一次次掀起笔底的波澜，书写了言论史上一个个有声有色的时代。”

　　短短一年多时间，天南海北的6家出版社先后推出同一位作者的7本作品，在忌讳“撞车”的出版界不能不说有些罕见。正是这位37岁的作者，曾严词斥责中国出版界“道德承担匮乏”、“在戕杀一个民族的生命”，但出版社不约而同的追捧让“傅国涌热”催之即来。“傅国涌热”成为坊间关注的话题。

　　出版界的道德担当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傅国涌的《追寻失去的传统》由在业内小有名气的“兄弟文化”策划。该书与《齐人物论》(增补图文本)等4本书组成“兄弟文化系列”的“角度系列”，而这个大系列中的“旅人系列”和“岁月系列”则囊括了在坊间相当有号召力的林达的最新著作和译作，《一路走来一路读》和《汉娜的手提箱》、《克拉克的战争》、《盖比橱柜的秘密》。显然“兄弟文化”的张辉和李永平对傅国涌是有信心的。

　　云南人民出版社周非编辑筹划推出傅国涌的两本著作。这位谦称“居偏远之地”的女编辑，对思想文化界的动态保持着密切的关注，甚至对《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新闻周刊》这样通俗的新闻时政类周刊各自的文化新闻优劣也有不少独到的见解。本人也有创作的云南社周非和傅国涌谈起对他作品的观感，引用了一位诗人的句子“船完全被撞碎，也就不会沉没了。它的每块零散的木版，将永远漂浮在海上”。这样的诗句让傅国涌心有戚戚，于是《漂浮的木版》就成了他在云南人民出版社一本写近代中国革命和历史人物的新书标题。周非的感觉是傅国涌写蔡锷、宋教仁、秋瑾、王实味等人“都特别强调人性观照”，“特别尊重烈士，觉得现在人算计得非常厉害，没有二三十年代人为国家为民族那种义无返顾的精神”，“他的书中年人看特别好，他受欢迎也是社会的需求，因为唯历史的东西太多了，太冷漠的写出来人家也不会看”。

　　比起云南人民出版社周非编辑“单打独斗”的约稿，文汇出版社萧关鸿总编和该社策划一部主任陈飞雪编辑在出版《笔底波澜》过程中充分发挥了社外组稿编辑向继东的作用。湖南省政协机关报《湘声报》“文化沧桑”副刊编辑向继东在接受《出版人》采访时坦承，1997年至2000年担任《书屋》特约编辑期间，他对傅国涌关注倒不是太多。2000年被傅国涌网上一篇五六百字的短文“深深震撼”，开始对他有较多关注。

　　2001年，傅国涌开始想写一本百年中国言论史，这个宏大工程在一组4万字的系列随笔后暂时搁置。随笔的一部分在《湘声报》“文化沧桑”发表，《1933年的事》、《1924年的事》都是向继东建议的标题。文章被《杂文选刊》等媒体转载引起相当反响，作者后来受此鼓舞萌生了一个念头:“既然写一部系统的言论史专著的条件不成熟，何不顺着这个路子，以一年一篇短文的形式先写一篇编年体的言论简史？”

　　在学术和思想界有较深厚人脉资源的向继东后来策划了一套“沧桑文丛”(包括傅国涌的编年体言论史和蓝英年著作《回眸莫斯科》)，联系了很多家出版社都不满意，最后给了文汇出版社陈飞雪编辑，傅国涌说：“这个年轻妹子不错，她能读到和我共同的感觉。”《笔底波澜》所属的“文汇原创丛书”，正是该社社长萧关鸿亲自主抓的项目。陈飞雪此前担任责编的王元化先生新作《清园近作集》也邀请了社外特约编辑。

　　我们的精神共同体

　　傅国涌谈起谋面或未曾谋面的这些编辑时感慨地说：“大家处于一个‘精神共同体’之中，主要还是一种精神交流，有共同关心的问题。”他真正开始写作还是1999年，当时刚买了台二手电脑，一边学打字一边往外投稿。第一篇就和著名学者费孝通的文章同期发在当年第12期的《读书》上。在《书屋》上发表关于邵飘萍的文章，时任主编的周实也亲笔回信。这些给了傅国涌莫大的精神鼓舞。2000年，在《博览群书》、《炎黄春秋》等媒体一年发10来篇，2001年开始一年发几十篇。

　　虽然写作起步较晚，但人生阅历中前20多年的大量经典阅读“提供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有些书现在不太需要刻意去读”。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等经典著作大多是1986年至1989年在温州教育学院读中文系时读过的，当时教文学概论和写作课的恩师吴式南，对傅国涌影响颇大。傅国涌毕业后在一所中学任教一年多就辞职了，开始在某公司打工，边打工边写作。2002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约写《金庸传》时，无暇兼顾的傅国涌就彻底过上了自由撰稿人的生活。当时出版社提供的备选传记还有难以超越的“胡适传”和自己并不喜欢的“冯雪峰传”，为了写一本严肃的“平视”的《金庸传》，就接下了这本书的写作任务，着力突出的是“作为《明报》创办人的报人金庸”。

　　传记和历史题材的写作特别需要“有一份史料说一分话”，个人藏书近万册的傅国涌，经常去浙江大学图书馆和浙江省图书馆查阅资料，“史料占有上‘空对地导弹’不如‘地对空导弹’！”写《金庸传》时，如金庸年轻时追求某影星等没有把握的就都存疑了。据说当初金庸本人很反感的这本传记，在西湖边的“金庸茶馆”卖得不错。写《叶公超转》时，学者谢泳帮忙复印的资料就至少有三四次。外地的书只要有线索总是可以托朋友借到。

　　傅国涌比起研究路数相近的谢泳等学者，民间色彩更浓，过去由官方独享的对历史问题的评价权力也开始向他这样的民间学者分散和转移。

　　相关专题：南风窗